“今年怎么样？” “专业、文化都过了吗？”某媒体曾经做了这样的数据分析：以2013年为例，中央美术学院各专业(含美术学)的考生就为24000余人，最终有96.7%的考生被淘汰，平均考录比达到了30:1，各别专业甚至超过了100:1。除了招收人数限制，美院对专业课和文化课都有严格的录取标准，并且文化课分数线也在逐年增高。如上，也就无需再惊讶于美院新生入学时的“高复读率”和“老龄化”程度了。
“一切仿佛才刚刚开始”
他慢悠悠的在我对面坐下，显得丝丝局促和生涩，作为一名刚毕业“非成熟”艺术家，刘攀坦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与大部分美院学生一样，考前班、复读他一样也没落下，而又因为高中那段曾经叛逆的“摇滚青春”，刘攀在文化课上也是“饱受折磨”。2009年，刘攀本科考入了央美城市设计学院电影与影像艺术专业（顺义后沙峪校区），那一年他23岁。
“很多同学来到城院后就不再画画了，他们转变地很快，也开始乐于做影像、电影、动画。但是我不能，我放不下画画这事。”在城院的日子，除了完成设计思维、剧本、剪辑等课程外，刘攀一直在不停的画画和阅读，在他的本科毕业画册上除了《霍尔顿的13号口琴》、《律.裒.爇》、《张嘎嘎》三部影像作品外，满本全是他的油画、速写、书法作品。刘攀说本科在后沙峪校区其实很美好，虽然有点苦闷，好在那时有一大堆哥们，他们时常聚会喝酒、谈文艺谈理想。那时他和朋友还组了支乐队叫“易燃胶片”，能把成长中感受到的压抑通过音乐发泄出来也未尝不好。“那个疯了的哲学家说过一句话我以为用在这里还算恰当。‘作品说话，作者闭嘴’。有一天，我会梦见：在实验影像工作室里，七个人歇躺睡卧，吞云吐雾，大呼艺术。”刘攀在画册序言上如此写到。《总结的总结》，这篇画册前言着实算是“名不副实”，“一切仿佛才刚刚开始”刘攀说。
“或许我有点二不归一吧，我也说不清。”
“朋友看见了我的本科画册，他说我画的挺不错，建议我去考研，我抱着试试的心就去了。”刘攀把他为何考研说的轻描淡写，但这其中分明有某种决心和必然，若非如此他又以何能力可以应届就考入造型学院基础部呢。艺术这条路不好走，需要耐得住性子受得住寂寞，当被问及研究生阶段如何度过时，刘攀说“过得非常充实”。基础部给研究生开设了造型、解剖、色彩和人体写生课，下午有条件还会自己花钱请模特加课，晚上再看看书，写写书法一天就过去了。聊到平时的阅读，刘攀说很杂而且全凭兴趣，《复活》、《流氓的盛宴》、《鲁迅全集》他简单列举了几本。“又能重新画画了，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把自己逼得挺紧的。”他笑着说，有些腼腆。
都说美院人气质独特，这气质到底是什么？身在其中尚不觉，可校门口保安小哥总是能很准的分辨出“外面来的人”并将之拦下盘问一番。美院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除了课程设置和师资外，环境的力量也是潜移默化的。对这一点，刘攀也深有感触：美院的环境很纯粹，除了模特写生课、下乡、图书馆、展览、讲座外，与老师、同学们聊天也是一件极其享受的事情。谈到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他说：“在学影像的朋友们眼里我是画画的，而在绘画专业的同学们看来我是学习电影的，或许我有点二不归一吧，我也说不清，我时常也会为此而纠结。我的导师张路江老师鼓励我发挥这种‘特质’，非常感谢他。”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2008年，母亲在家乡兰州开始经营一家招待所，地处市中心，总共有二十八间客房。在这里，每天都会有各种人入住，于是便有了他们的夜晚和故事。五年后，因租金上涨，三和招待所停止营业。创作截取所见记忆，用视觉表达所想，关于两性、欲望与生存的疑问及思考。以《三和招待所》为主题的创作，采用写生方式切入，绘画作品三十二幅，影像作品一件，并独立完成影像中所用原创音乐创作。”这是刘攀的研究生毕业创作阐述，他用近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了毕业创作，其中170x175CM的大画就有十一幅。“为什么数量和尺幅这么大？”我问他。“思绪开了，手活了就停不下来，越画越过瘾。” 能把绘画的过程形容成“上瘾”，其中倾注的专注与热情自不必多说。“写生的过程能更好的调动我的感知经验，仿佛之前埋头的习作训练在创作这刻都得到了激活，手上功夫先到了心才能达到。”
在《三和招待所》系列中，形形色色的“旅人”只是浮华世界的些许掠影，贫富差异、底层人群、生存之困，如上一切都被刘攀以“旁观者”的角度再现了出来，这种艺术的再现又必然是具有“主观性”、“选择性”和“绘画性”的，而这也正是当代具象绘画依旧保持着魅力的原因之一。“不知为什么，看到人们的面孔和表情我总会感到悲伤，也可能我的心底里时常会有隐隐的悲伤感，人之所以如此吸引我，想必源于此吧。”
美国艺术评论家、策展人Barbara Pollack提出YCA的概念，指中国“计划生育”和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下，游离、特权、不挂心政治以及自恋的一代中国青年艺术家。“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艺术家们与老一辈艺术家不同，他们似乎更专注于自身的情感和表达，而种种“过度化”的自我表达是否也导致他们对于现实关注的某种缺失和误解？在刘攀看来，“如果过度的在乎自我的言说与情怀抒写，而失去对现实做出判断的能力和立场，也就是没有了在客观情境之上的主观创造。”
关于未来，刘攀说的很朴实：留在北京继续画画，但前提是先得养活自己。“大家都说我现在的画还像某某、某某，但这是顺其自然的事儿，我并不刻意模仿也不作任何回避，谁又能说得清将来？” “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问。“直到我画完这批创作才发现，整个过程像是在‘拍电影’，我曾经拼命想逃离影像，回归绘画。但有些东西沾了就无法抹去。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文/余娅
图/刘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