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马路 造型学院院长、油画系主任
采访者：郑石如

郑石如（以下简称“郑”）：造型学院是表现历史题材的传统优势学科，您觉得此次“艺术再长征”整体创作活动及最后成果与之前相比承继了哪些传统的优势，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马路（以下简称“马”）：开筹备会的时候我说过，这次“艺术再长征”展览应该与过去有所不同。就时间来讲，我们距离那个时代比较远了。我们需要继承“长征精神”，而非再现长征的画面。我们这次没有创作太多再现式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长征精神”的传递——在我们当下，思考它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长征这个角度特别富有艺术性，艺术的感染力也特别强，可发挥的地方特别多。所以这次创作不仅是造型学院各院系参加，还融合建筑、设计等其他学科，多种手段、不同媒介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将使最终的展览在整体形式上变得活跃，也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取向。但这是一次尝试，多种手段放在一起，很容易乱。这次“艺术再长征”，与我们过去创作重大题材都是一个场景的记录，或者人物的记录，那样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用新的艺术风格来诠释长征，只能从“长征精神“这个大方向来寻找视觉方法，对长征的理解变得更加重要。我们要懂得长征，不仅是历史进程的必然，还有人性发展的必然。所以创作者需要做的工作其实很多。就我个人而言，这段时间我主要创作貌似“抽象“一类的作品，就要思考，如何用抽象的语言表现长征？其实从国外来看，很多抽象艺术家的作品表现的都是重大题材。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还有一种人类共同精神层面上的积淀。所谓抽象就是从具象当中把精神抽离出来，它是一种更为宏观的感受，成为更直接和纯粹的视觉呈现。它不是将对象变得更加容易辨认，而是表达地更加清晰，更加能够被观众感受。

郑：基于您的创作经历，您觉得此次的写生创作活动，整个造型学院在开展的过程中有哪些不同的侧重？
马：从写生来看，我们油画系主要去的是江西瑞金。现在瑞金的博物馆、建筑和街道，都不可能还原到当时长征时期的状态。哪怕是博物馆里的枪支、器械和用具，都已经换了另一种环境，变成了具有象征性的历史物件。而象征性恰好是艺术中最需要捕捉的一种状态。从整体而言，我比较满意这次学生们写生创作的状态和
成果。虽然说他们创作的尺幅都比较小，但是他们体会到了蕴含在这些历史物件中的精神与力量，这些是我们在工作室里教不出来的。

郑：您认为在当下的艺术语境中，写生与创作的关系是什么？
马：我觉得这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进入“历史现场”就会对象征性有所体会，这也是最佳的创作状态。它不是在训练技术，而是把技术作为一种表现加以转换，进而形成一件作品。所以任何一件作品，哪怕是描绘一张床，或是画一个手雷，都应该当作纪念碑一样的去看待它，因为这是创作。所谓写生与创作的区别，其实就是理解与情感的不同。创作需要将个人的理解和情感表现出来，而不再是把对象描绘的相似或一样那么简单。所以，要求学生们画完写生以后，要多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包括与老红军展开交流。这些都是从各种角度培养学生的体会，丰富对长征的感受。

郑：从整个活动的创作组织机制层面来看，我们其实把中央美术学院的大三板块：教学、研究和创作有机结合在一起，希望激发全院师生的创作力量。您觉得这个机制在过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
马：这个机制一定会起到作用，但是要从发展来看，要等到最后才能看到成果。从开始它就已经产生了一些与过去不太相同的地方，我没想到这次展览大家都积极踊跃。重大题材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政治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但是制约因素多，容易做得僵化、概念化。重大题材是我们社会进程的重要历史节点，要从正面把它当作一种养料来吸收。这样的创作对每一位艺术家都是有益的，因为它会使我们考虑问题的立场和角度变得宏大，不再只局限于身边的一些个人感受，而是对人性、人生乃至人类的思考。它将个人的体会、感悟上升到民族的层面，我认为这是全新机制对于艺术创作最大的作用，这才是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