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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新书丨邵彦与《山川换古今:蓝瑛家族的故事》

时间: 2020.10.9

01

引子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西元1145年)乙酉三月,清军陈兵江北,南京城风雨飘摇。南京旧院媚香楼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侯朝宗。他因杨龙友牵线与媚香楼名妓李香君结婚,不久又遭到权奸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而远遁,现在趁乱潜回南京寻访李香君,来到当初结缡之所媚香楼,不意早已人去楼空,一片破败,只有一位钱塘画师蓝田叔,通过杨文骢的介绍寄居在此。侯方域手持定情诗扇,看着上面香君溅上的血迹,血迹上杨龙友点染而成的桃花,不禁潸然泪下。蓝瑛好言安慰,请他观赏自己作的山水画,以宽心胸。侯方域看着蓝瑛画中桃源仙境般宁静的境界,对照现实中的乱世,不由感慨系之,在蓝瑛的画上题诗一首:“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

“避秦”只是一厢情愿,战火卷地而来,淹没了一切……

是年七月,清军已经占领南京,捕获弘光帝,弘光朝廷覆灭。南京城外栖霞山上的白云庵中,蓝田叔已经皈依道士张瑶星门下,正在做一场巡坛法会。神坛上立着三块牌位:中间是“故明思宗烈皇帝之位”,左右分别是“故明甲申殉难文臣之位”和“故明甲申殉难武臣之位”。法曲仙音,香烟缭绕,张瑶星献酒下拜。这时侯朝宗也来到白云庵,找到了先前由蓝田叔领上栖霞山的李香君。一对苦命眷侣正要重圆,却被张瑶星以家国大义当头棒喝,遂决然舍弃儿女私情,双双入道。

这是孔尚任名剧《桃花扇》中《题画》《入道》两折的情节,不过大多是艺术虚构。蓝田叔就是本书主人公蓝瑛。他在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前后确曾寓居南京、扬州,与杨龙友(文骢)、侯朝宗(方域)、张瑶星(怡)等人交游,但从未出家。他在南京失陷前夕已经回到杭州,在城外的山庄住宅里躲避战乱,并继续作画卖画。

清军南下时在扬州、嘉定、昆山、常熟都进行过残酷的屠城,晚明绘画中心松江和苏州因此遭到沉重打击,人口剧减,经济凋蔽。献城投降的南京和杭州的经济文化环境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恢复。于是,明末以松江为主、苏州为辅的画坛格局在清初三四十年间一变而为南京为主、杭州为辅的新格局。南京吸引了一大批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前来卖画为生,杭州则终于从吴派的阴影下独立出来,形成了一个以蓝瑛为首的地方画派,后人称为“武林派”。和政治氛围诡异的南京不同,杭州虽然离南明抗清势力的活动区域更近,却显得相当平静,歌管楼台,升平余乐,很快仿佛恢复了宋室南渡后的繁华景象,艺术市场也迅速发展起来。诗人黄任所描述的康熙后期情景,也可以约略反映康熙前期杭州的状况:“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画罗纨扇总如云,细草新泥簇蝶裙。孤愤何关儿女事,踏青争上岳王坟。”

蓝瑛本非明朝官员,也算不上守节遗民,只是一个获得特殊历史机遇 的画家,在明末清初的地方画派之林为杭州赢得了一席之地。在他的画中,只能看到个人风格的变化,并没有留下那个江山易主、天崩地解的时代印痕,也许这就是侯方域所梦想的“留取桃源自避秦”吧。当然,蓝瑛晚年的别号“蝶叟”“蝶道人”反映的决不是“细草新泥簇蝶裙”的清新婉约,而是身经巨变后对人生如梦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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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瑛《溪阁清言图》轴 绢本设色 纵167.5厘米  横48.3厘米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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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阁清言图》轴(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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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瑛 《山亭夕照图》轴 绢本设色 纵140.3厘米  横40.4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c53f1db04ef1c930404e184bbe760fc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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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8ad0a64296b572f276eee4a549fd7.jpg蓝瑛《仿黄公望山水图》卷 1638年 绢本淡设色 纵30厘米 横535厘米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物馆藏

02

目录

壹 引子
贰 蓝瑛的家世与生平
一、蓝氏的起源
二、蓝瑛的生平
叁  蓝瑛的艺术
一、风格特征、渊源与创作分期
二、董其昌对蓝瑛的影响
三、蓝瑛画风与市场的关系
肆  蓝瑛的传承与影响
一、子弟与门人
二、评价与历史地位
附录一  蓝瑛家族艺术年表

附录二  部分参考书及论文

03

后记

这本小书从接下任务到写完隔了三年,从写完到修改出版间隔了七年多,这里首先要对原来的约稿出版社—台湾石头出版社表示感谢和抱歉,由于我的原因,与该社的合作出版终于没有完成。但后面的四年多时间倒是让我有更充足的历史距离来观察蓝瑛。

我是浙江杭州人,蓝瑛是我的同乡。从南宋画院的兴盛到现代高等学府的热闹,杭州画坛的主体概念是“宋画”“南宋院体”和现代的“新浙派”,明代浙派则受到冷落,连曾被誉为“明朝第一画家”的戴进都无人理睬,更不用说被称为“浙派殿军”的蓝瑛。没有戴进和蓝瑛的杭州画坛文脉是断裂的,连本地画家和学者都选择忽视他们,这本身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浙江省博物馆2012年举办的“明代浙派绘画珍品特展”和学术研讨会,是打破这一僵局、重修地方画坛文脉的重要开端。

写作开始时我充分体会到了蓝瑛的寂寞,但在拖延经年中也看到众多同行为研究和宣传蓝瑛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如李凯先生的个案研究,以及浙江博物馆筹办的“湖上有奇峰—蓝瑛作品及师承影响特展”及学术研讨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中国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创新的可能性,当作品材料被仔细地放置到它诞生的情境中,它会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试图对蓝瑛的地位困境作出解释,最后起作用的还是阶级分析法,只是它被放在艺术社会学的篮筐里,显得不那么生硬和突兀。

虽然我关于蓝瑛的一些个人看法已经改写成论文陆续发表,但这本小书今天仍有机会面世,使我的思考得以更加完整和有机地呈现,也会使更多的读者关注蓝瑛和他的艺术,这要感谢主编余辉先生和故宫出版社赐予的机会,感谢编辑姜润青女士的耐心与细致,感谢浙江博物馆王小红女士提供的资料支持。

邵彦2017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