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8日下午二点，第四场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专题系列持续在中央美术学院17号楼203室举行，讲题为“传唐王维（701-761）画《伏生授经图》的画里画外”。活动主讲人王耀庭教授为前任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国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书画画学系兼任教授。王教授1977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艺术史组），三十余年致力于博物馆学实务，书画保藏、书画编目出版、策划展览及书画史研究，2008年于任内退休。本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杜娟老师主持。

上一周，王耀庭教授分析马远（约1140-1225）的字迹、画风形态，加深大家对宋画款识的理解。这次，王教授讲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传王维画的《伏生授经图》卷本设色画里的故事。

王教授首先提到，对于王维的画艺，众所关注的是被董其昌（1555-1636）誉为南宗之祖的山水画，相对于人物画研究少有所见，仅宋末周密（1232–1308）《云烟过眼录》记载：“王维画维摩诘像，如真不可分”。今所谈及到的，相传王维画《伏生授经图》本，在二十世纪初期，辗转到日本人阿部房次郎（1868-1937）捐赠大阪市立美术馆时可见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此后王维人物画所记，恐是耳闻多于目见。

王教授以都穆（1459-1525）《寓意编》一书中所言“雪中之蕉”，提醒大家名家作画常有时空之过错的问题。接着从伏生穿的葛巾、肚兜、轻纱巾，倚的“书案”（几），“书帙”等“名物”，对比墓室壁画、海外藏品，带领大家判断此作所绘人物的年代。举例而言，伏生头上所戴轻纱巾，由于汉末以来，葛巾流行，为一般士人归隐后所戴。就画所见，最为相近者北魏《孝子传图》第一石《孝孙原谷》画中右下角的老人。头上也是戴葛巾，肩披有白色布縠一类外衣背胸之间两带相连，下于腹部有“兜”，再下为裙。本卷伏生是披轻纱，其上身见背胸之间有两带相连一已于右臂松脱，两条带子直接连着“抱腹”（肚兜），类似的例子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代邱文播（生卒年不详）《文会图》中有一背身而坐者，所披透明状能见手臂及内衣，其质地为纱，与伏生卷一样的；伏生倚“书案”（几），这种书案多见于汉画像石、汉墓壁画，如四川成都东乡青杠坡之《传经图》作西王母汉画像砖，左下角一人，持书卷伏地而拜，面前就是如此的一件书案。就以上种种迹象显示，王维画《伏生授经图》里画的应是汉、晋时期的人物风格。

王教授又将伏生像的风格进行比对，发现本卷之所以订名“王维”是出于《宣和画谱》的著录，至于为何订名“王维”？《宣和画谱》并未作出解释，但从“想象得风度，纤悉古衣裾”的绘画风格来断定伏生像的时代，王教授直接举北魏孝子传图第一石《孝孙原榖》，画中右下角的老人脸部清瘦，石刻线条不繁，型态与伏生像接近。总体而言，王教授指出：从服饰及放浪形骸的高士意趣“模式”（pattern）来判断，北宋的《柳阴高士》以后就难见存世画作，因此《伏生授经图》应成画于“北宋以上在乎唐了”。

当然，王教授认为就断代准绳，包含画面形象的空间处理，主体结构关系；中国画更强调用笔之长短粗细、轻重转折等综合感。就此，目前还是以敦煌画为最，于是又举敦煌220窟（贞观十六年）和敦煌444窟的《维摩诘经变》为例，其运笔速度较刻露，线性的动感与伏生像里头生生不息的线条感相似，二者所成的气质，显出传神的能力，再次确认《伏生授经图》与盛唐画作的一致性。

王耀庭教授在本次演讲中提到隔水上题跋的《观署》也是鉴定书画技巧的一项重要元素。事实上，所谓的《观署》文义并无特定观赏对象，配在本卷上，添足未必画蛇。然而古书画更易、切割题跋也是常有之事，同时存在，必有真赝调包之疑。

最后，王教授教大家用“勘合半字题记字号”，查找画作的收藏足迹。他说：半印即“骑缝印”、字号、底部（号簿）与勘合纸，是一种将两半文书合在一起，通过字号印信勘合，俾便比对的方法。《伏生授经图》前隔水裱绫存有骑缝半字题记“卷字壹号”，此卷收藏史自南宋高宗印记，续《中兴馆阁录》之记载，又“司印”半印说明之后，经历元、明二朝间并未出宫。就此“半字合缝题记”，既出现于宋高宗、及南宋谢元之乃至元之鲜于枢（1246–1302）书画上，明显的应该不是“宋徽宗合缝”题字。“卷字拾号”之书写稍快，且加押之骑缝印存“之印”，惜无法从此“之印”辩识全印，直接证明点验机关。既然同一“卷字号”，九件骑缝“半字题记”的书写风格是完全一致的。这代表何意义呢？

王耀庭教授表示，书写既出于一手，那文物应是同于一时，集于一地，同于一事件。学者古原宏伸以钤有“司印”半印，推断为编号的年代是与此“司印”半印相同。同样王教授猜测，朝某一共同事件的编号来思考《伏生授经图》，参考以下收藏简表，显示曾收藏于同一人一地。而“某字某号”的编定年代，“勘合”从明代行政制度到至今还是使用的。因此，也就倾向于严嵩案与其他案合并整理时，所作的籍记挂号。

文/陈怡
编/林佳斌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