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逊（1915—1969）是我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1957年主持创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为美术史进入高等教育体系成为独立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然而建系不久，王逊被错划为右派，其学术研究成果也失去了公开发表的权利，但他在逆境中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奠立下格局和基础。上世纪60年代，王逊在教学之余重新撰写《中国美术史》教材，还未及整理出版就在“文革”中被抄没一空，他本人也遭受残酷迫害，于1969年英年早逝。
此次整理出版的《吴门四家》手稿，是“吴门四家”研究的扛鼎之作，是王逊先生的学生、广州美术学院陈少丰教授保存下来的《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章节。陈少丰去世前，又将这份手稿郑重托付给了自己的学生、现广州美院人文学院院长李清泉教授，一直妥善保管至今。因此这份手稿不仅承载着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当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也因其迭经三代美术史家的接力传承，这种在艰难境遇下体现出来的学术传薪精神更是弥足珍贵。
这一遗著手稿《吴门四家》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影印出版。2017年9月23日下午，王逊先生的学生及再传弟子薄松年、杨庚新、李军、于润生、陈捷、王浩，王逊先生家属王涵、王斯永，图书责任编辑彭明榜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宣传部部长秦建平等嘉宾学者济济一堂，在北京“小众书坊”与读者一起追念先贤，共同见证这部闪烁着薪火之光的学术档案的出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当年是王逊先生的助教，他详细回忆了当年王逊先生的写作情况，《吴门四家》手稿是当年编写《中国美术史》教材中的一部分，当年从原始、商、周一直写到了元代，但在当时政治条件下，问题比较多，就决定先写明代，《吴门四家》就是这样背景的一个产物。王逊先生的家属王涵感慨经过60年发展，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发展成为人文学院，这体现出一种学脉传承的关系，王逊先生的这一封笔之作最终也能得以出版传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杨庚新作为王逊先生的再传弟子也肯定该书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学术价值上，更在于人文价值上、在美术史的传承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肯定了目前关于王逊的知识整理和出版是在文革抄家空白基础上的一次“美术史考古”，而王逊的学识和研究是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紧密相连的，他主持创建的美术史系是新文化运动的火炬，也是几千年的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于润生同时也是“王逊美术史论坛”召集人，他介绍了中央美院在整理、研究、推广王逊先生研究成果方面的工作，同时也鼓励、支持年轻美术史学者的研究和尝试。
“土山清夜一灯红”，当年，王逊先生在校尉胡同老美院西侧靠近东安市场的小土山的两间小屋内完成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并奠定了美术史学科基础。如今，其唯一存世完整手稿《吴门四家》出版发行，用责任编辑彭明榜的话来说，读者不仅能从中接受到历史信息，能看到一位美术史大家的历史遭遇，也能从美术史的角度对“吴门四家”的研究、评价有所收获。
文、图/张文志
王逊《吴门四家》出版背景
“文革”中，王逊作为 “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而英年早逝。去世前，平生积累的大量书籍手稿被抄没一空，从此下落不明。
2015年，王逊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央美术学院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消息传出，广州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清泉教授回想起一件事来：他的老师、广州美院终身教授陈少丰先生临终前，交付他保管一份《吴门四家》手稿。手稿封面上题写着：“少丰初稿、王逊先生改写”“1963年冬稿，1964年秋改”的字样。他查对陈少丰《自订年谱》，“1963年”那页上清晰地记着：“上半年在王逊先生指导下撰写明代绘画的‘宫廷绘画’‘浙派’与‘吴门四家’。”——由此判断，这份手稿，应该是王逊60年代初重新撰写《中国美术史》时，安排他的学生陈少丰参加写作的“明代绘画”部分的一个章节。而从手稿内容看，其中少部分是陈少丰的笔迹，绝大部分都是由王逊先生亲笔改写的。这也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内容完整的王逊遗稿。
为了隔绝南方潮湿的空气，手稿用丝线装订，还加装了厚实的封面，又用一块粗蓝布仔细的包裹着，时隔半个多世纪，纸张虽已泛黄，但保存得十分完好，整洁如初。保存这份手稿的陈少丰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美术史家，他对自己美术史道路上的启蒙老师王逊先生，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和薄松年等先生一道，多年来为整理出版恩师的著作往来奔走，付出大量辛劳，这种“竭尽弟子之谊”的行为，在美术史学界传为美谈。
王逊先生1957年划成“右派”后，除监督劳动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著述，孤灯一盏，常常通宵达旦。他那时住在美院附近土山上的两间平房里，外间作为书房兼卧室，里面是一个几平米的小间，存放的都是他的手稿。60年代初，身处逆境中的王逊曾让学生薛永年为自己刻过一方“上水船”的印章，印文出自黄庭坚的《花气薰人帖》，以“八节滩头上水船”的诗句，激励自己在困顿中奋力前行。《吴门四家》手稿中提到唐寅罹难时，以“墨翟拘囚，乃有薄丧；孙子失足，爰著《兵法》；马迁腐戮，《史记》百篇；贾生流放，文词卓落”（《与文征明书》）自勉，表示愿意效法古人在屈辱中坚持创作，王逊当时的心境，大约也是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带着伤痛，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折磨，以惊人的毅力重新撰写了上百万字的《中国美术史》，还完成了《中国古代书画理论》课程讲义，他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如拓荒者一般开辟草莱，在未有前人走过的蛮荒中，为中国美术史论研究奠立下格局和基础，这些手稿，是他倾尽最后心力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审、出版家彭明榜先生，在获知发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后，当即联系王逊先生亲属，表示愿意将手稿全部影印出版，使这份幸存的手稿得以化身千百，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份闪烁着薪火之光的学术档案，经历了“文革”那样的动荡岁月，又迭经三代美术史家接力传承，它的出版，将长久烛照未来美术史道路中一代又一代孤寂而坚定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