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作为百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设计40年——经验与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于3月20日正式开幕。此次研讨会的宗旨在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设计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总结经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未来设计和设计教育之路。海内外重要的设计师、建筑师、设计教育专家齐聚一堂展开探讨和分享。3月20日上午，研讨会第一场围绕“战略•决策”板块展开，柳冠中、王建国、郭线庐、潘鲁生、杭间等特邀嘉宾就各自的研究成果、设计经验和教育理念等方面进行了主题分享，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汪大伟先生担任学术主持。以下为“战略•决策”板块会议纪要。
柳冠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
中国有一句俗话：“眼见为实”，但柳冠中先生认为“眼见不一定为实”，眼所见的只是一个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是人的能动性。也即是说，我们需要思考现象背后的支撑点，并总结经验和模式。柳先生首先以他当年参与灯具设计被质疑的故事开始，将听众的视线引到了设计的本质，即设计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设计灯具并非为了灯，而是为了解决照明”。随后，他列举了自己赴德参与课题的经历，强调关注设计过程的重要性。他提出，设计要制定目标更要构筑系统，因为没有结构的元素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构筑“制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全套良性机制。同时他也指出，中国长期沉迷于对“引进”式设计的依赖，忽略了本土式“消化”的重要价值，以至于系统机制的严重缺失。
接着，柳先生从设计现状切入到对设计教育的分析，他认为设计教育应始终坚持“授之以渔”，即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培养创新的思维方法，而非教授单纯的技巧。他将设计分为三个阶段，而中国设计即将进入“以人为本、以生产为本”的第三阶段，那么此时的设计应该注重产业创新，要考虑节制，把握其适可而止的本意。
最后，柳先生以格言“超以象外、得其圜中”作为总结，提醒“设计”总在设计之外，设计要超前，要预示，要把重心放在“看不见的东西”之上，而非眼见的瞬间。柳先生以其思考、理念和经验出发，为大家重提了他对设计本质的理解，对设计教育的认识，也开启了对中国未来设计的展望。柳冠中先生长远而深刻的思想维度、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厚重文化底蕴及放眼于国际的开阔视野令在场观众为之由衷鼓掌。
王建国（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设计发展四十年——缘起、流变、实践、前景
城市设计是对人类生活居住环境的一种空间形态的良好塑造，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人类活动。虽然它建造的是一个物质空间，但饱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意。王建国先生分别从历史、发展特点、实践、发展展望、数字化城市五个方面依次分享了他对中国城市设计四十年来的体验与感知。
首先，他从为人服务、为大众服务和公共场所的营造角度提出现代城市设计起始于1978年的观念，指出中国在成长过程中对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多，过去狭义上的“城市设计”只是建筑群，如今的城市设计是指城市总规划以及更为细节的层面。其次，他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市的变化，从“法定规划、概念性、特定主题性、建筑师主导”四个部分出发结合真实的案例分别进行阐述。
最后，他对未来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提出了5个方面的展望。1、中国城市正经历一个从城市建设外延规模扩张转向发展与城市内涵提升等量齐观的新阶段，而城市设计恰可在技术支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从关注 “自上而下”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土地的规划控制性主题转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对城市成长性和市民社会需求的引导性主题的结合；3、对街道空间的关注，街道空间与城市活力和宜居相关，是传统城市魅力精华之所在；4、发挥城市设计的创造性，营造具有宜人尺度的人性场所、突出历史文化内涵和城市记忆；5、数字化城市设计的发展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
郭线庐（西安美术学院院长）：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探索中国设计40年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动能
问题与在场听众进行了探讨和分享。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精神逐步确立，中国设计与中国文化、设计产业与市场需求、设计基础教育等问题都已经成为了目前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些课题，有利于设计师们继往开来，总结经验教训，提升设计水平，为进一步探索设计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动能提供充足的依据。他的演讲主要分为四个板块：中国设计精神的确立、设计与中国文化、设计产业与消费市场以及加强基础性教育的重要性。
从中国设计精神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不仅要提升民众日常对于“设计美”的认知，还要不断通过设计创新来改变中国设计的国家形象。谈及第二个问题时，他高度赞扬了西安对中国文化的保护与继承，提升了文化自信，并认为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是今后和未来要坚守的文化底线。随后，他讨论了西安的新旧城区建设之间的矛盾，并以大唐芙蓉园为佳例，认为设计师们不应该泥古不化，而应该活化传统，推动社会创新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转向消费市场，他认为我国的经济业态还在完善，但整体发展可圈可点，从高速规模增长向稳步质量提升转变，从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经济的“新常态”对设计师们提出了新的使命。设计师要以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开发和利用为主线，用设计美学引导需求和消费。在设计教育方面，他认为，高品位、有创意的设计效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设计基础教育平台，依赖于高素质设计人才的培养。高等学校应该特色化发展，彰显自己的优势，将设计教育落到实处，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美”的价值所在。演讲最后，他表示，设计师们应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不仅要敬仰设计事业，敬重设计事业，更要敬畏设计事业。
潘鲁生（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国家战略与设计服务民生
潘鲁生先生与在座的听众交流了三个话题：一、国家战略中的民本思想；二、谁来为三农设计？三、设计教育的价值回归。首先，民本思想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的设计传统影响非常大。进入新时代，“民本理念”的设计命题更加凸显。“十九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民本思想在当下的一种具体表现。经济上，国家战略转变的发展模式，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设计也实现了创新驱动，摆脱了物质驱动。政治上，“以人民为主体，增强人民福祉，设计服务人民”的提出要求设计师服务大多数人。而文化上，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众的精神力量。社会发展上，国家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启动乡村振兴战略。从生态建设上，应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重视可持续发展。
在回答“谁来为三农设计”的问题时，他指出，“产业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一个总的要求，设计师应该积极响应。产业振兴，意味着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互联网+”，培育乡村文化IP，发展一种新的业态，以贫为镜，加强可持续设计。生态宜居则着重“一村一规划”，提高乡建文化质量，避免千村一面。乡风文明要求传承发展农耕文明，由设计驱动文化再生产，发展优秀乡风民俗、增强乡村文化驱动力，丰富乡土文化生活，增强乡村文化凝聚力。达到治理有效则需要培育新乡贤，设计优化资源配置。生活富裕则意味着塑造美丽乡村的新风貌，农村与城市的设计需求不同，农民、农村也应该享受现代科技的成果。
谈及设计教育，潘先生表示设计学需要回归它的本质属性，设计教育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设计教育同质化问题依然严峻，亟需各个院校的特色定位，且应回到原点，立足于设计属性定位设计学科，多元化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艺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应用型设计人才，培养出有情怀、有责任、懂生活的设计师。
杭间（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设计的开始——时间的意义和性质
杭间先生首先谈到了切身经历，即现在权力机构的领导者和设计师关于设计的评价，在设计的观念、价值、标准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以此引出“中国的设计依然处在一个初期的转折点上”的结论，并表示“现代设计的开始”，并非讨论其先进与否，而是当成一个历史性学术问题来展开。
为阐述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他举例多部文献与艺术设计实例——比如在社会发展中对于知识传播起着重要作用的《聚珍版》；中国文人和西方传教士合作编撰的王振著《远西奇器图说》；在转折时期符合中国人习惯和审美趣味的《点石斋画报》，它提供了看西洋镜一般的视角；对于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一定作用的土山湾画馆和两江师范大学堂；从两个体系推进的构成主义教育辐射（苏联的呼捷玛斯和同时期的德国包豪斯）；第一次提出现代设计概念的佩夫斯纳著作以及可为中国设计历程确立与定义作参考的西方意义上设计发展的关键结点的定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来梳理中国现代设计的定性。
通过结合对雷圭元、庞薰琹、陈之佛、邓白、张光宇、张仃等先生的作品的分析和梳理，他指出，设计史的研究总是要回到设计的本身去思考问题，这从现代设计和传统设计的分野就能看出，因为传统的手工设计一定更多关注个人，而批量的现代设计一定关注更多更大的群体。群体受众的不同，反过来影响了我们对现代设计整个内部形态以及思想的认知。
最后，他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现代设计，应该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中国设计40年，正是中国设计产生最波澜壮阔、最杰出成就的40年，我们应该到了一个认真去反思和检讨的时候了。
五位嘉宾发言结束之后，汪大伟先生邀请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贾荣林先生、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格桑多吉先生和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先生上台与五位发言嘉宾一起围绕“战略•决策”的相关设计议题进行了热切的讨论和交流，现场学术气氛相当浓厚。
文/朱橙、 李卫东、黄露瑶、宋林玉
编/张译之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