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水墨艺术家最初主要受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但随着20世纪上半叶香港的地缘关系和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上个世纪60年代的在港水墨艺术家转而在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养分，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水墨特色。黄孝逵先生1946年生于重庆，而立之年移居香港，在香港的数十年生活使得他对此体会尤深，这些体会也映射在他的作品之中。2018年5月9日下午两点半，由中国画学会、（香港）水墨创意会主办，深圳画院协办的“黄孝逵水墨艺术展”于中国美术馆盛大开幕。展览展出黄孝逵先生作品二十余张，涵盖其都市水墨与自然水墨等题材，体现了他近年来在水墨创作中的心得与体会，也为内地观众管窥香港水墨发展提供了一次契机。

走进展厅，黄孝逵先生的画作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从始至终的，从黄孝逵先生选取的题材，一直蔓延至黄老作品的水墨语言以及形式感。究其原因，是根源于地域文化对艺术家的滋养和影响。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大陆和香港文化联系受到国际局势影响而中断，而此时欧美现代主义艺术大行其道。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香港的中国画家开始进行香港水墨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水墨实验，代表人物是吕寿琨。吕寿琨幼时从父学画，后又跟随多位画师研习传统绘画，1956年已移居香港多年的他在《国画研究》一书中提倡：“水墨画，就是使用表现自我的一种绘画。”他从流行的西方现代绘画中寻找到了与中国画传统相似的意境，因此他在创作传统笔墨绘画的同时开始探索抽象或半抽象的水墨画。而在他的抽象绘画中，水墨开始作为一种媒介呈现出从传统中国画中抽离的趋势。受吕寿琨的思想及艺术影响，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在他之后进行了更为大胆的水墨实验，主要代表有谭志成、王无邪、靳埭强等人。香港水墨画自此真正有了自己的绘画面貌。

吕寿琨及其后来的谭、王、靳等人掀起的水墨画运动，对今天在香港的很多艺术家都有很深刻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黄孝逵先生。黄孝逵先生在展览开幕式上谈及香港水墨发展对自己的影响时，直言一直将王无邪先生看作自己的老师，向他学习。黄孝逵先生早年追随国画大师黄胄（1925-1997）学习，吸收黄胄对人物造形和传统绘画的笔墨技巧，开始了自己最初的笔墨探索。黄孝逵先生1978年移居香港，此时的香港水墨在60年代的水墨画运动基础之上，又经过由台湾迁来的刘国松从材料入手对其进行改造，将水墨发展成一种脱离国画的，语境更开阔的媒介。黄孝逵先生正是身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中，在水墨这条道路上逐步发展出自己的绘画特色。

在展览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黄孝逵在自己作品中对传统水墨画的美学探讨，这也是一名接受过传统绘画教育的艺术家丢弃不了的文化寻根，他的作品《狮山破雾》（2017年）从吴作人的水墨观点获得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他在这件作品中将“不画”发挥到极致，用此来表现空灵，这也是中国画传统“留白”的一种意境表现。作品《澄怀》（2017年）没有运用传统南宗的披麻皴、北宗的斧劈皴，但他用了不同的笔墨形态表现画面，既抵挡了因袭传统模古气息，又创造了一种笔墨的自我表现方法。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黄孝逵从西方绘画的抽象中汲取养分，吸收西画的块面构成，并强化对于光和色的表达，呈现给我们水墨世界中的都市景观，这也是此次展览最吸引我们的一部分。如作品《维港红帆》（2018）《芝加哥夕阳》（2018）等，这些有关现代高楼和窗户的倒影的水墨作品，在其他艺术家中都是少见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研究部主任于洋认为：“这种用水墨来表现城市的灯光明丽，或者是万家灯火的都市感，这也是中国水墨艺术进入到现代语境之后的课题，一定要跨越的课题，一定要触碰的课题。”换句话说，黄孝逵正是以自己的绘画实践自觉探索着现代化语境中的课题。

“香港兴起的水墨画运动起自于上世纪60年代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传统的水墨能否更多更广泛地吸纳外来民族文化艺术的表现力，而这种情形与香港独特的殖民文化是紧密相连的。从今天来看，这样一个水墨运动毫无疑问地扩大了中国画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当然，就水墨运动来说，笔墨和特有的文化使它更广泛地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同样包括表现西方语境的生活。”《美术》杂志主编尚辉在展览的开幕式致辞中谈到：“我们今天看到黄孝逵先生的作品，让我们感到特别兴奋的是他如何把焦点透视，把现代抽象构成的因素和传统的山水进行有机的结合，他的画面从形式感上最大限度拉宽人们的视域，有着独特的创造性贡献：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水墨画如何进入世界语境；另一方面，在进入世界语境之后又如何回归传统文化。”

时隔21年，黄孝逵先生再次回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是黄老数十年艺术生涯的一次总结，更是一个起点，他期待下一个十年后自己还能带更多的作品回到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将于5月20日落下帷幕。

图、文/杨钟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