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1日晚六点半，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主办的讲座“公元前四千纪晚期的埃及浮雕调色板——图像艺术的变迁和经典化”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开讲。本场讲座主讲人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荣誉教授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主持人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同时李军老师邀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埃及学专家颜海英老师一同来到讲座现场参与讨论。讲座中，约翰•贝恩斯以古埃及调色板上的浮雕装饰图案作为研究对象，以其他埃及器物的装饰语言作为旁证，列举分析了十余块埃及调色板的图像语言，清晰地梳理了埃及调色板浮雕装饰语言的演变及其装饰图像程式化的过程。

讲座开始之前，李军教授对主讲人做了简短介绍：埃及学专家约翰•贝恩斯教授，曾任教于开罗美国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巴塞尔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教学机构，目前还是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同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的埃及学文献数据库（简称OEB）也是由约翰•贝恩斯教授主持建立的，约翰•贝恩斯可谓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埃及学家之一。

约翰•贝恩斯的演讲将听众带到一个距今5000—6000年的遥远时空，即伽达Ⅱ期（Naqada Ⅱ ca.3500-3300）到第一王朝时期（1st dynasty ca.3050-2850）的尼罗河畔。他重点介绍了几个遗址：从南边的涅伽达、阿拜多斯到北边的三角洲孟菲斯等地区，约翰•贝恩斯的演讲展现给观者一条清晰的时空线索。为了将大家带入情境，约翰•贝恩斯采用了倒叙的讲座手法，他首先向大家展示的是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被创作的吉萨瓦帕姆诺弗瑞特的墓碑和第五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350年）的萨卡拉奈弗尔的墓室浮雕壁画，并向大家阐述了古埃及浮雕艺术在成熟期的装饰样貌：图像配以象形文字出现，以直线分割画面。

接着，约翰•贝恩斯以涅伽达Ⅱ期的一组陶罐装饰图案为例，分析了埃及艺术出现的早期，埃及人是如何运用线条建构空间，用几何纹样进行装饰，用动物及人物动态叙事的。他将同一时期出现在艺术品上的人物舞蹈、划船、狩猎活动的图像加以解析，并将埃及的图像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同一题材图像相对比，以求捕捉埃及装饰图像的发源和演变过程。很显然，埃及人早期的装饰语言带有高度概括性，画面装饰中多用几何形表现环境，当时的“艺术家”注重表现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正是从这些表现埃及人狩猎、驯养动物、改造自然的日常活动图像中逐渐演变产生了一些固定的图像样式，例如手持棍棒的人物形象、猎捕动物的人物形象、打败并俘虏敌人的人物形象等，这些形象后来被埃及人应用于调色板的浮雕装饰中。

从约翰•贝恩斯带来的资料图片看，在调色板出现的早期，即涅伽达Ⅱ期，调色板上鲜有装饰纹样。从形制上看多是几何外形或者动物外形，且以乌龟形状居多。约翰•贝恩斯在演讲中展示的最早的带有浮雕纹饰的调色板是涅伽达Ⅲ期（ca.3300-3000）的《狩猎调色板》，这块调色板上呈现了使用弓箭狩猎和手拿权杖的人类，还有受伤狮子的图样，同时在调色板的上方还有国王的名字以象形文字的形式出现，其装饰语言正诉说着这一时代宣扬王权与激烈斗争的背景。

以大量动物符号作为装饰纹样是埃及调色板的一大特点，同属涅伽达Ⅲ期的一件象牙燧石刀刀柄上装饰有大量动物图形，他们呈横向排列出现，最上面的一排，每只大象都踩着扭转在一起的两条蛇，类似纹饰也出现在同一时期埃及人的梳子手柄上，约翰•贝恩斯认为这种装饰符号是王权的象征，埃及人惯用动物形象隐喻王权。他展现的第二块调色板是约公元前3150年的《野狗调色板》，其正反面皆由相向的两只正在哺乳幼崽的野狗构建起调色板的边缘，这种装饰技法能构建立体图像，如果从调色板的侧面观看，便能看到两只相对立体的野狗浮雕，这种装饰手法在涅伽达Ⅲ期时惯用手段，收藏于卢浮宫的《四狗调色盘》、收藏于牛津阿尔莫利博物馆的《双狗调色盘》就为此例。《野狗调色板》上的调色区是以蛇的盘绕围起来的，这种以动物躯干或身体某一部分装饰构建圆形调色区域的做法也是古埃及调色板惯用技法。例如著名的《纳尔迈调色板》就是两只长颈兽的脖颈交织出了圆形调色区域。约翰•贝恩斯发现许多带有动物纹样的调色板上都有长颈兽浮雕纹样出现，例如前文提到的《四狗调色板》、《双狗调色板》。《双狗调色板》中不止有动物形象，还有一个戴着兽形面具吹着长管状乐器的人类形象，约翰•贝恩斯就此与大家探讨了音乐在埃及人狩猎中的运用。

紧接着约翰•贝恩斯提到：多数带有装饰图案的调色板为王室所有，由精英工匠制作，象征精英阶层的艺术，用于祭祀，代表身份与等级。因此埃及人在装饰调色板时会尽力用象征符号表现王权权威的至高无上，国王对疆域的征服能力以及埃及人的神灵信仰。从现藏于开罗博物馆的《‘城市’调色板》残片我们可以看到：其一面由动、植物浮雕排列装饰，一面由7个城墙围起的城邦装饰，城邦的上方均有其名字，以确定国王征服的疆域。

藏于卢浮宫的《公牛调色板》残片同样以宣扬王权为主要装饰目的，并且制作精良，象征王权的公牛正用牛蹄踩在敌人的小腿上，工匠对于两者肌肉质感的表现十分细腻。同时这块调色板也出现了围墙围起来的方形城邦。约翰•贝恩斯对《纳尔迈调色板》的分析十分仔细，众所周知它是宣扬王权的产物，其上的每一块浮雕图像都有丰富内涵，被我们看做埃及美术史上的精品，但是约翰•贝恩斯认为《纳尔迈调色板》并不是当时制作最精良的调色板，因为它被发现的地区并不是当时埃及最发达的地区，《纳尔迈调色板》不过是在调色板装饰语言已经程式化后的产物，我们可以想见预期同一时期存在的类似的调色板会有很多。

随后约翰•贝恩斯又提到：在“盛产”调色板的第一王朝初期，当调色板的装饰语言趋于程式化的同时，偶尔也有一些“不守常规”的特例出现，比如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调色板会呈现非对称的外形。到了第一王朝时期晚期，也就是调色板发展的晚期，其装饰趋于简约，大量为非王室使用的调色板或者王室赠与非王室的调色板呈现方形形状，装饰极少。

约翰•贝恩斯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为听众梳理了埃及浮雕调色板上装饰图案的演变过程，并列实例一一详细分析，令在场老师、同学均感收获匪浅。在提问环节约翰•贝恩斯和颜海英教授还与大家探讨了调色板的功用问题、埃及图像艺术的文字化解读方式、埃及对“死亡”题材的崇拜观念及神话信仰等话题。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埃及人为追求美所做的巨大努力，就像颜海英教授在讲座尾声补充说明：埃及人是最早制作使用眼影及防晒霜的。埃及人会为了模仿老鹰的眼睛而将自己的眼圈周围涂上厚重的眼影，由此才产生了研磨化妆品涂料调色板。而到了后期，调色盘的功用逐渐演变成祭祀、陪葬用品。精英意识的注入，王权、神话寓于其中，如今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被精美装饰的埃及调色板才能诞生。

本场讲座的主题虽然是对埃及浮雕调色板图像语言演变的分析，但是表象之下必有潜藏的因果，距今6000年前，埃及器物上描摹的狩猎、舞蹈场景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距今5000年前，调色板上出现了一座座城郭，这些浮雕图像的象征着战争年代的动荡，而后才有了上、下埃及的统一，新王朝的建立，宣扬王权至上程式化的图像语言。因此，约翰•贝恩斯也成功地展示了如何从对一件器物的艺术语言的发展史研究反观社会史的研究。

文/王宇彤
编/杨钟慧
图/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