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大堂拾阶而上，来到张伯驹和其夫人潘素合展的展厅入口，一条空间距离不大的走道直通展览的主题墙，而在走道的两侧分别陈列着两位先生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从青年到暮年，这些黑白照片记录了他们意气风发的年轻模样，也定格了他们的不朽岁月。

继今年4月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张伯驹捐赠作品共33件（套），12月13日，“张伯驹潘素伉俪艺术文献展”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从张伯驹、潘素两位先生书画、诗文、交游三个角度出发，展出他们不同时期的书画精品53件，文稿书信60余件，以及师友之间往来的翰墨30余件。与以往展览突出张伯驹的收藏与捐赠不同，此次展览意在以作品和文献的方式呈现两位先生的艺术修养和造诣。

由主题墙到达展厅的中心区域，该区域分左右两侧陈列两位先生的书画作品，左侧主要是以书法为主的张伯驹书画；右册主要是以画为主的潘素书画。但事实上，因为二人婚后常常一起作画，所以他们的书画作品多为二人合作完成，如此次展出的作品《梅竹双清图》，便是潘素画竹，张伯驹画梅。据策展人介绍：“在这次展览中，有很多画都是潘先生画完后，张先生题字只不过没署名而已。”

张伯驹（1898-1982）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了深厚的学养。30岁时他开始收藏书画、学习书法、研究诗学，后又随京剧大师余叔岩学习戏曲。刘海粟曾评论张伯驹：“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

从1927年至1960年间，他收藏唐代及以前的书画珍品6件，宋代书画13件，元代书画11件，明代书画40件，清代书画47件，这些作品均收录在他所藏书画精品总目《丛碧书画录》中。我国传世书法中年代最早的《平复帖》（晋代陆机）、传世最早的青绿山水画《游春图》（隋代展子虔）、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以及杜牧《赠张好好诗》、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范仲淹《道服赞》、钱选《山居图卷》等，都在他的收藏之列。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潘素夫妇二人陆续将收藏的百余件书画文物化私为公，捐赠给国家，成为佳话。

张伯驹喜爱书画，除了从他收藏的书画作品便可看出，也显示在自己他的书画创作中。他曾花了大量时间临摹和学习王羲之和钟繇的书法。但他总觉得自己的书法缺乏神韵，于是花重金购得蔡襄《自书诗》并加强学习。1956年，他还与陈云诰、溥雪斋、胡佩衡等一起创办了“北京书法研究社”。晚年他练成了一手不同于传统书体的“鸟羽体”书法，是为形神特具、开径自行之新体。除了书法，张伯驹在绘画上也颇有心得，他善画梅、兰、竹、菊，在此次展览上就有数件梅花作品，以及兰花、墨竹，彰显着君子风度。

在艺术上，张伯驹可谓是潘素的“伯乐”。潘素（1915-1992）祖上为官宦世家。幼时受到很好的教育，学习琴棋诗画。13岁时因生母过世，后被继母欺凌，不得不寄身青楼卖艺为生。30年代时，有幸得张伯驹欣赏，两人相爱并结为夫妻。在张伯驹的帮助下，她开始拜师学画。初从朱德箐习作花卉、夏仁虎习诗词歌赋，后随汪孟舒习山水。潘素曾自述：“几十年来，食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潘素潜心观摩家中由张伯驹收藏的珍贵书画真迹，悉心钻研隋唐两宋工笔重彩画法，画艺日益精进，早年画花卉，中年转攻山水，晚年长于金碧青绿及雪景山水。

张伯驹喜欢诗词作赋，他常与名人雅士聚会交往，吟诗作对，切磋绘画。潘素参与其中，受到熏陶。尽兴时，聚会友人一起合作作画；有时又由潘素画画，张伯驹或友人一起填诗作词在画上题记。展览“诗友翰墨”部分中，包含了藏书家傅增湘所写七言联，张伯驹写梅、许麟庐补石、潘素补竹的《人与梅花共岁寒》；佟雪凡、万年青、徐叔鹤、金今石、也厚以及张伯驹、潘素集体创作了一幅《百花齐放图》；以及谢稚柳画、夫人陈佩秋题跋的《白梅图》。这些雅集中的合作作品一方面是友人之间的艺术切磋，同时也是他们当时情感寄托的所在。

除了展出的书画作品，展览“书信手稿”部分中，张伯驹《春游琐谈》残稿、《吉林省博物馆藏画集序言》手稿、《宋杨婕妤百花图卷》跋以及其所著《丛碧联语》《金章宗词》等珍贵手稿首次公开展出。其中，《春游琐谈》自1963年起陆续出版6集，由张伯驹自费油印本，每集各印100册，至文革运动起中断；张伯驹亲手所书《宋杨婕妤百花图卷》跋，则是一篇完整的对于《百花图》卷的考证和意见发表。

一直以来，对于张伯驹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收藏方面。但在书画诗词等方面他都有所建树，这些与他的鉴藏是分不开的。作为民国时期的女性艺术家，学界对潘素的研究也不充分。此次展览从张伯驹、潘素的书画创作、文稿书信、交游出发，是对二位先生既有身份和成就做出的最好注脚。

据悉，此次展览将于2019年1月13日落下帷幕。

文/杨钟慧
图/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