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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讲座丨现代主义的竞争:以1945年以后的柏林艺术为例

时间: 201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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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讲座丨现代主义的竞争:以1945年以后的柏林艺术为例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艺术的道路将走向何方,艺术的命运由谁主宰,艺术的竞争是如何展开,都是艺术理论与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是托马斯•克什纳(Thomas Kirchner)教授在其《现代主义的竞争:以1945年以后的柏林艺术为例》讲座中带来的思考。2019年3月21日晚六点半,由巴黎德国艺术史中心主任,艺术史教授托马斯•克什纳带来的讲座在中央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举行。讲座基于1945年以后的柏林艺术为例,以关键人物如卡尔•霍弗尔(Karl Hofer)、奥斯卡•内林格尔(Oskar Nerlinger)和威尔•格罗曼(Will Grohmann,艺术史学家和评论家)等人的争论,追踪讨论了两个关键问题:艺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争论、具象和抽象之间的竞争,从而说明具象艺术如何走向现代。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主持了本场讲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饱受蹂躏的柏林试图恢复其文化生活。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恢复到一种常态,更是用一种自由的艺术来对抗纳粹政权对艺术和文化的工具化,这种艺术应该代表,甚至有助于塑造一个新时代。托马斯•克什纳教授试图以1945年后柏林的艺术发展为线索,阐述那个特殊时代艺术道路的选择与社会意识形态、艺术的自律性、艺术的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关联。在不同艺术阵营的争论中,现代艺术在具象与抽象艺术中抉择,通过这段历程的讲述,还原现代艺术的前世今生。

讲座伊始,主持人邵亦杨教授对托马斯•克什纳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她介绍托马斯•克什纳教授曾任洛杉矶盖蒂研究所(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学者,担任过多所欧洲和北美大学客座教授,是若干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自2014年起,任巴黎德国艺术史中心(Centre Allemand d’histoire de l’Art)主任。简短的介绍结束后,托马斯•克什纳教授开启了他的演讲。

在讲座中,马斯•克什纳教授首先谈论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柏林,为了尽快恢复其文化生活,构建一个战后新时代的现代艺术。以柏林-夏洛腾堡美术学院(Berlin - Charlottenburg Academy of Fine Arts)为中心机构,开展现代艺术的建构。参与这一革新重建的人物包括卡尔•霍弗尔、海因里希•埃姆森(Heinrich Emson)、马克斯•佩奇斯坦(Max Pachstein)和奥斯卡•内林格尔。1947年后卡尔•施密特•罗特拉夫(Karl Schmidt Rotra)、蕾妮•辛提尼斯(Renee Cintinis)、威尔•格罗曼等人被招募。卡尔•霍弗尔被政府任命为这所学校的校长。

最初他们就对现代艺术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它应该具有再现性;与此同时,人们也希望把它与保守的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但是,这种共识很快就会瓦解。毫无疑问的是政治考虑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后不久战败的德国将分裂成两个国家,并于1949年实施,这也将反映在纯艺术中。然而最终核心问题是,现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分配给哪个社会空间?

紧接着马斯•克什纳教授在讲座中根据一些关键人物,集中在两个核心问题:艺术服务于政治目的义务的争论,以及具象主义和非具象主义之间的斗争。并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入讨论。

一、艺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争论

卡尔•霍弗尔和奥斯卡•内林格尔关于艺术是否受到政治影响的立场,进行了一系列的交锋。霍弗尔坚持一种没有政治影响的艺术。他认为政治不应作为一种额外超越艺术本性的要求。在长达12年的帝国时期,把艺术作为政治的实施结果已经经历了太多。艺术无论为善还是为恶服务并不重要,艺术不仅可以是形式化的,甚至是带有政治性的,但艺术必须在其自身的规则范围内发生。与此观点相反的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奥斯卡•内林格尔指出艺术应该带有政治义务。他提到,不存在没有政治影响立场的行为,所有行为甚至是“非政治性的”行为都具有政治效果。当人民选择民主与自由的艺术遭到拒绝时,这种审美就会出现在另一种社交环境,无论人们选择何种社交环境都会受到其制约,因而不存在脱离政治的艺术。但马斯•克什纳教授指出,霍弗尔并不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因为在东方,一种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正在逐渐盛行。

二、具象主义和非具象主义之间的争论

卡尔•霍弗尔和威尔•格罗曼关于具象主义和非具象主义之间的选择,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一斗争同样是基于现代艺术发展问题而展开的。霍弗尔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取消非具象艺术的合法性,他一直参与对抽象艺术支持者的抨击,并认为非具象艺术纯粹是装饰性的,并称非具象艺术是“从文化殿堂过渡到综艺表演、马戏团”,并预示着非具象艺术即将暗淡的结局。但作为非具象艺术倡导者之一的威尔•格罗曼,面对卡尔•霍弗尔的猛烈攻击也给予激烈反应,威尔•格罗曼通过对卡尔•霍弗尔对艺术批评所表达的形式给予回击,他认为霍弗尔对非具象艺术的抨击反映的是一个心理问题,虽然不反对霍弗尔的艺术和他对具象艺术的维护,但是反对其作为艺术家所表达批评的方式。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言论,捍卫着各自的观点。

三、西德与东德:现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

马斯•克什纳教授在讲座中说到,对上述争端中所涉及的人而言,都是在关心现代艺术未来发展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争论。但实际上,在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时,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自身所处时代的迹象,甚至在描述各自所支持的艺术是现代艺术发展的唯一方式时,反而表现出其保守、反动的一面。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西方(联邦德国为代表地区)和东方(民主德国为代表地区)面临着同样的艺术问题,现代艺术应该是什么样子?在西方抽象艺术胜过了具象艺术;在东方胜出的则是政治现实主义艺术。东、西方有关于现代艺术的讨论以及各自所持的观点早已分道扬镳,但他们对艺术的探索却存在极大的共性,对他们而言艺术就像政治一样,在决定是探索独特的德国道路还是向国际开放发展时犹豫不决。关于艺术是否必须服从政治,或者艺术应该获得政治之外的自由这一问题,早已打破早期的共识。随着1948年德国的分裂,西方艺术的问题是追求具象主义还是非具象主义,东方的问题则是形式主义的问题。

(1)西德:追求具象主义还是非具象主义艺术问题

关于艺术应该选择具象主义还是非具象主义的争论,不仅在西柏林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且在西欧其它国家,特别是法国与意大利也都有着激烈的争论。然而,由于各国不同的政治形势与结构,以及艺术发展的历史特点,使得艺术问题的讨论也有分歧。使得人们更开放地去思考现实艺术,还有非具象艺术的政治意义。在这种的情形下,西柏林以及西德艺术的发展正在形成自身的特点。西德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在面对自身所代表的具象还是非具象艺术时,都开始在政治上重新考虑自己的艺术地位。在西德艺术的发展中,一方面具象和抽象艺术家们都标榜自身的现代性,并争相确定何种艺术立场是自己所处时代最为恰当的表现。另一方面,具象派渐渐放弃自身作为进步或现代的主张,并避免使自己作为某个时代的标签,这也使得以霍弗尔为代表的具象主义者们几乎哀叹,他们认为抽象艺术是一个新的、表面的、机械的,是一种非人性化时代的表达,应该与其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具象派将现代主义的留给了对手,而放弃任何斗争。

(2)东德:坚持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苏联占领区的民主德国,与其它被强大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艺术。在意大利地区也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也强烈需要一种政治的、现实的艺术。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冲突的加剧,共产党越来越坚定的坚持苏联货币制度下的现实主义。从而使得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中获得独裁的权利,并坚持着现实主义艺术。虽然在毕加索画斯大林肖像的事件上,使的共产党在艺术问题上失去了一定的权威,但共产党之后谴责了这幅肖像画,使得将法国现代艺术纳入共产党指导方针的尝试失败。苏联共产党对法国现代艺术的疏远,也反映对所有现代艺术的疏远,无论是具象还是非具象的现代艺术。

讲座最后托马斯•克什纳教授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也给出这样一个回答,抽象艺术之所以作为德国现代艺术选择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与艺术本身所隐射的意识形态有关。具象艺术以及现实艺术曾被纳粹与苏联所选择,带有其曾经的意识形态阴影。因而选择非具象艺术作为现代艺术,更具有中立性、安全性、开放性,这也使得非具象艺术与抽象艺术在德国在现代艺术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文/林路
图、视频/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