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不仅促进了全球化进程，还以其新型的传播形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机器的关系。在艺术创作手法和展览策划理念等不同侧面，我们对“数字化”的讨论经久不息，数字化革命影响下的艺术又有怎样的新表现呢？ 2019年3月25日晚七点，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主办的活动——“数字化革命影响下的艺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

本次对谈是第六届广州三年展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举办系列研讨会活动之一，邀请德国卡尔斯鲁厄媒体艺术中心主策展人菲利普•齐格勒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费俊，从各自对数字化时代的认识以及在策展实践中的心得出发，就如何看待数字化对艺术的影响、身体与思维、技术伦理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次座谈由著名策展人、艺术评论家海因茨-诺伯特•约克斯主持。

在座谈开始之前，主持人海因茨-诺伯特•约克斯首先对两位嘉宾的身份进行了介绍。菲利普•齐格勒，艺术史学家、策展人，第六届广州三年展策展人。现担任德国卡尔斯鲁厄（Karlsruhe）艺术与媒体中心（ZKM）的策展部主任。费俊，“后生命”第二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策展人。现任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数码媒体工作室教授及主任，交互艺术与设计研究生导师，交互北京发起人，某集体首席创意总监。随后，他指出二位嘉宾的研究重点在于全球化语境下数字化时代对于艺术家和作品有怎样的影响。座谈分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是菲利普•齐格勒和费俊的主题演讲，第二部分是两位学者的对谈，第三环节是问答环节。

作为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在菲利普•齐格勒的主题演讲中，他首先向观众展示了广州三年展的场馆策划方案，并对展览的三个单元探讨的机器和机器之间、人和人之间、人和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出阐释。他用参观人数、媒体报道等实际数据证明了本次展览独特的批判视角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以Arne Hendriks、托马斯•费因斯坦（Thomas Feuerstein）、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等艺术家的作品为例，生动地展现了数字化与媒体艺术的交融。

菲利普•齐格勒指出“后人类主义”和“跨人类主义”世界观的概念，即借助科技的力量将人类智能从肉体中移植出来，那么人类就可以永生。“后人类主义它只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乌托邦的想象，”他谈道，“德里达最初提到后人类主义时集中于我们的立场，正如现代性的所有观点的构建都是立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如果我们抛弃这种观点，而跟其他领域的观点相结合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等。”

费俊教授的主题演讲从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后生命”的纪录短片展开，探讨了近年来媒体艺术的跨界性和跨文化性，并辩证说明了数字化革命的长远影响。。随后，他分享了一首随笔小诗，引出他关于数字技术预测未来的算法的观点。艺术作为一种多感官的体验而存在，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VR（Virtual reality）技术完成对巴黎的体验，甚至出现了4d电影院等文化体验的场域，但是这些技术并不能代替体验本身，只是一种仿生。而后媒体时代实现了让文化消费既具备现场性又有体验感。

  在随后的对谈环节中，菲利普•齐格勒指出：“数字技术剥夺了我们很多去经历的权利，使得我们失去了去经历未知的可能性，事实上数字技术更多地关闭了我们对未来的愿景，而不是打开。”他表示，数字技术的确能够主宰我们的命运，决定我们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应该努力去理解它的基本特性、操作方式以及技术的运作方式。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探索，就会沦为被早期的资本主义奴隶化的人类。他引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看法启发我们思考：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时代，技术突破了，从工业化进入了数字化，然而我们每越过一个门槛，都需看清楚失去了什么，即找到一种在失去和获取之间的平衡。

费俊教授回应菲利普•齐格勒提到的本雅明的理论，并以德语“灵光”的含义为切入点，指出当今大部分作品的“灵光”也是缺失的。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之前带有的原创与唯一属性，只有当它真正放入到一个可以交互的空间中，有了观众主体，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灵光”。“今天艺术能够为这个时代提供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他提出，现在的艺术更多是一种现场的体验，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有着不可替代性、不可复制性，甚至于无法记录性，因而这样的体验变得弥足珍贵。尽管如此，新媒体时代的展览现场已然是一种具备混合属性的空间与现实，与数字年代来临之前的现场有着天壤之别。“在今天这样一个灵光缺失，甚至是遭遇缺失的时代，这就是艺术最大的价值。”

两位嘉宾还与主持人就媒体的虚拟性、后媒体时代人们对面对面交流的渴求等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菲利普•齐格勒表示，媒体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接触，特定虚拟的产物并不能完全展现出细节和复杂性。数字技术一方面是以物理空间为核心的效率，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是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信息的即对获取中我们不可避免多感官体验上的缺失。

活动最后，二位嘉宾就观众对身体和思维、展览的在地化立场以及人类中心化视角等方面提出的问题给出了精彩的回答。费俊教授讲道：“当我们用人的对于智能的逻辑去造物时，我们就会陷入一个以人为为标尺的窠臼，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艺术作品依然倾向于模仿人的某种风格。”相信来自中西的思维碰撞已经让观众对数字化革命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与体会。

文/王伏羲
图/胡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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