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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4日晚六点半，第六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nternational Awards for Art Criticism, 简称IAAC）系列活动“艺术家真的需要批评家吗？”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举行。活动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主办。批评家、策展人、匹兹堡大学教授高名潞，前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教授隋建国，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授邱志杰，UCCA馆长田霏宇，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受邀进行研讨。活动的学术主持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邵亦杨。到场嘉宾还有国际艺术评论奖组委会成员，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甘智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凌敏。
活动开场，首先由甘智漪介绍国际艺术评论奖的基本情况。国际艺术评论奖成立于2014年，由国际艺术评论奖组委会主办，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国际艺术评论协会协办，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CMBC）和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首席赞助，旨在推动当代艺术的独立评论，促进艺术评论者的批判思考、对话和研究。本次奖项面向全球公开征集艺术评论，所有稿件将遵循严格的匿名评审流程，最终由评审团评选出一等奖一名，获得8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及一次上海或伦敦的短期驻留；二等奖三名，分别获得30，000元人民币的奖金。
主持人邵亦杨从艺术批评面临的危机切入讨论。在历史上，艺术批评有过十分辉煌的时期，然而近20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艺术批评地位直线下降，批评家们先是被策展人抢夺了话语权，批评家们制定的标准又不断被不受约束的艺术家挑战。在商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冲击下，艺术批评的“严肃性”也受到质疑，批评家很容易堕落为宣传者。中国一直以来也缺少艺术批评体制。艺术批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环境中，都面临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反思：艺术家真的需要艺术批评吗？艺术批评又应走向何处？
高名潞认为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实践性的、自然发展的状态，艺术批评并不存在危机。上世纪70年代，“The death/end of”（……的终结/死亡）的概念在西方学术界大量出现，比起被这些概念困扰，关注现状、思考我们要解决的切实问题更重要。艺术家需要考虑如何才能创作出具有原创性和共识性的作品。批评家则应该做好学理上的研究，批评应是受到触动的有感而发。如果艺术家和批评家两者都有定力，便不存在死亡和危机的问题。高名潞建议参加评选的年轻批评者不要迎合国际潮流，而是要抛开教条，从实践出发，做出独立思考。
“对艺术家有用的都是以前的批评。”隋建国认为，艺术创作是很独立的状态，痛苦与狂喜都是无法让渡的个人感受。如果将创作的过程比作生孩子，艺术批评只能作用于孩子生下来之后，评论家有权评论孩子的好坏，却无法分享创作过程艺术实践和艺术批评都很热闹。相比之下，这些年艺术领域有些沉寂，在此环境里活跃的年轻一代与前一代艺术家是什么关系，是需要有人来评说的。“现在这个时代说不定好作品已经做出来了，只不过还没人说出来罢了，这个可能性也许会有。”隋建国以此作为对青年艺术从业者的鼓励。
自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宣扬多种价值观，艺术批评变得更加多元，也解构了所有艺术的核心观念。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的视野都更加开阔，二者之间还存在密切的关系吗？邱志杰认为，艺术家有很多种，批评家也有很多种。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是否需要批评，以及作为个体的批评家的批评是否值得听，不能一概而论。此外，身份的界限可能也不重要，中国古代身份的切换是有机的，因此，在他看来，我们并不一定要用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对身份进行切分。黄庭坚在苏轼《黄州寒食帖》后以批评家的身份写下题跋，但他本身也是艺术家。邱志杰认为，解决艺术批评危机的办法是提高稿费，而不是用道德标准要求批评家拥有高洁而独立的人格，“当批评家可以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收入时，人格自然就独立了，学术水平也自然会变高了。”
田霏宇认为艺术批评的作用在于疏导，批评未必是评判好坏或引导未来的风格，而是参与到话语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所有人都可以发声的互联网时代，疏导话语和建立价值标准更有必要。至于批评家与策展人的关系，田霏宇认为二者并无输赢，只是各自采用的媒介不同，批评家用文字写作，策展人用展览写作，但本质上都是与评论、修辞相关的观念传达。
高鹏从价值观、艺术生态和信息渠道三个方面对艺术批评进行反思。中西方的价值观不同，西方艺术批评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源于老庄的、充满诗意的民族基因相抵触。中国的批评者往往不知道如何面对西方话语权下的批评体制。此外，艺术行业有自己的生态——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博览会、拍卖、艺术评论、艺术史家以及最重要的艺术家，这些生态的组成部分是否能够以统一的价值观连接起来，我们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的艺术生态，都是需要反思的问题。今天所讨论的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之间的跨界也应建立在了解生态、了解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再者，信息渠道的爆炸式拓展是艺术批评与以往不同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信息传播渠道窄，好的艺术批评基本都发表在几本特定的杂志上，容易被受众看到。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批评家，但渠道打开的同时，信息接受的效率也变低，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最后高鹏鼓励青年写作者，中国正在经历价值观的重建，只要对社会、对现实进行观察和反思，就会发现问题，并渴望发声和表达，这时艺术批评可能会重新启动。
发言结束后，现场嘉宾就不同观点展开辩论。在高名潞看来，邱志杰“为艺术批评家涨工资”的提议虽然重要，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学理上。高名潞重申了独立思考的意义，认为“独立思考是要下苦功夫的，不是给钱就能做到”。邱志杰指出，坐而乐道、追求真理的前提是贵族社会，而在当代，保证批评家作为知识共同体得到合理的供养，确保在没有圣人存在的情况下也有人做出好的事情，需要制度保证。
在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家的身份问题上，高名潞和邱志杰都认为没有必要过于细致地按分工体系区分，而是可以像中国古代一样有机地切换。邵亦杨指出当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无法进行直接比较，她用德勒兹“无器官的身体”来比喻各种门类被打通的当代社会，虽然这在结构上类似于古代，但古代毕竟是古典形态，与具有现代精神的艺术批评体制之间很难比较。
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嘉宾们就到场同学提问艺术家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家、批评在美术馆中的位置，以及艺术批评应走向何处等问题一一给出了回应。田霏宇认为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批评家会做出不同的批评，针对他前面提到的“疏导”一词，他解释，在十年前国内艺术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更多指的是对基础信息的释放，而如今通过做出独立判断对价值观进行疏导则更加重要。作为艺术家，邱志杰认为好的艺术批评应该回答作品“好不好”而不是“是什么”。他认为一些艺术批评者“强悍的阐释暴力，可以把稻草说成黄金，把乌鸦说成天鹅”，艺术家不需要这样的阐释者，而是需要对作品提出建议、帮助艺术家进步的批评者。邵亦杨则认为艺术批评家应该避免对艺术家指手画脚。当今大多数有良心的艺术批评家恰恰是阐释者，并且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稻草说成黄金的阐释暴力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阐释是否有道理会经过历史的证明。
田霏宇和高鹏分别以馆长的身份介绍了包括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在美术馆中的位置问题。田霏宇指出把研究的功能纳入机构内部是美术馆合理进化的过程，UCCA去年重构时新增研究部，便是过程中的一步。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较快的节奏下，美术馆应如何保持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这类形而上的工作，难以计算投入产出比，是需要努力才能坚持的，而他的许多工作也是为此创造空间。高鹏介绍，今日美术馆是纯本土摸索型的美术馆，在学术研究方面摸索出来的办法是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内部学术会议，策划能够代表美术馆形象的展览，并在展览开幕后邀请美术馆外部的策展人和批评家参加研讨会和其他相关学术活动，以听到机构外的声音。
最后，到场嘉宾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总结。隋建国表示赞同田霏宇的观点：艺术批评就是共同价值的疏导，“真是这么回事儿”。田霏宇认为艺术批评走在艺术家身后，比起对艺术家起作用，艺术批评更应该将观念传达给大众，让更多的人拥有更丰富的人生。高鹏重新强调艺术批评在价值观的重建和对社会进行独立思考方面的意义。高名潞认为应以学习的心态面对当下的流行文化，但同时也要有所坚持。邱志杰以阿凡提做比喻，“巴依老爷说我要道德，阿凡提说我要钱，因为我有的是道德”。邵亦杨认为：“艺术家不要太在乎艺术批评家，艺术批评家也不要只对着艺术家和画廊，我们都有更大的目标和理想，能更大地扩展自己的领域和视野。”
文/徐子俊
编/杨钟慧
图/胡思辰&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