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世纪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始，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著录体系，在20世纪西方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入后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批中国美术史家筚路蓝缕，将法书名画、金石碑刻、古建雕版与地下考古出土的新材料从旧有体系中剥离出来，借用自身或他者的理论工具，初步完成了中国美术史现代意义的书写。随着东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学科间的交叉与互融，美术史这一新生学科在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2019年6月22-23日, 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 “理论与范式——中国美术史在20世纪的建构与书写”学术会议，邀请了24位来自国内各大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燕园。在梳理、总结、反思中国美术史学科百年发展的基础上，讨论适用中国美术史未来发展的理论体系。
在会议的开幕式致辞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彭锋欢迎了各位学者的到来。会议主持人李凇教授以20世纪艺术史发展的新现象与问题为主题，发表了主题演讲。演讲从中国艺术史知识体系的建构、传播方式的变化、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理论的影响、研究对象的转变、传统画史画论的重新整理、大学教育体系中的艺术史学科、收藏与拍卖七个要点出发，宏观概括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建构与新变。李淞教授认为，艺术史只是观察历史、社会、人物、作品的一个特殊视角与渠道，学科间的交叉扩大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但无法加强自身存在的力量。要明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必须自艺术史学科内部探寻。艺术史学科独立性的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艺术史的本位在哪里这一疑问。
其后，会议围绕“中国美术史在20世纪的建构与书写”这一中心议题，分为“20世纪中国卷轴画研究的方法与范式”、“20世纪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的交汇”、“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与图像学”、“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的写作与美术评论”四个版块进行讨论。
第一板块的发言人黄小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以《我所了解的20世纪中国古代卷轴画研究》为题，讨论了20世纪中西美术史学者所撰写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在封面和配图方式上所经历了从“专门”到“综合”的变化。报告的主体从语境研究、视觉文化、知识生成三个部分展开。语境研究是艺术史研究最为复杂的话题之一，它包括构筑语境、材料清理、重构谱系等问题。以对《女史箴图》定位问题的讨论，巫鸿和杨新两位先生的文章都认为此幅画为原作，从表面上来看对这幅画的定位是一个鉴定问题，但背后是不同美术史研究方法的讨论。而视觉文化部分，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对于艺术史边边角角小问题的关注。如柯律格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乔迅《魅感的表面：明清的玩好之物》都是这一研究趋势的体现。相较前两者，知识生成是个更晚近的视角，以尹吉男教授在《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为代表。最后黄小峰提出两点近年来在中国画研究上比较有成效的两种方式， 其一是细节上的关注，如日本学者铃木忍对“醉芙蓉”的研究、科学界对《芙蓉锦鸡图》中锦鸡品种的研究等；其二是是跨文化研究与“全球史”，李军教授策划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就是极好的证明。
在之后的讨论中，邵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讨论了海内外博物馆打破艺术品属性界限，策划综合性特展的现象。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根据自己在博物馆的工作经历，指出博物馆的馆藏中仍有大量的材料未被学界知晓。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针对主讲人的报告，提出需要注意美术史著作封面与美术史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黄宗贤（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提出需要注意艺术史的边界问题。刘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对比了中外美术史学者之间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差异。沈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讨论了目前检索性的研究成果与阅读原典式研究成果之间的差异。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进行了总结点评。他提出，学科之间的边界出现了混乱已经为学界所认知。不仅是考古学，美术史与历史学之间同样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这种边界的混淆，是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学者互相进入对方领域的体现。从根本上看，艺术史属于历史学的一部分，因为艺术史也要跨越“历史鸿沟”去构建已经丧失的过去的艺术。但艺术史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微妙的历史学”，李军教授进一步讨论了艺术史研究的三个层面，并指出艺术史学科的独立性即在于此。
第二版块的主题为“20世纪考古学与中国美术史的交汇”。发言人贺西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与张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两位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分别以《祁连山的迷雾——霍去病墓知识的生成与检讨》和《塞下秋来风景异——陕西宋金墓葬艺术的承传与混融》为题进行报告。两场发言均从个案切入，以艺术史的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重新处理。贺西林教授的报告梳理了20世纪以来的霍去病墓研究的学术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九大问题重新审视霍去病墓的知识生成的过程。通过将考古学材料与美术史方法结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鹏教授的报告首先介绍了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并以幽云地区和中原一带宋辽金元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为例，考察了20世纪考古学与美术史的交汇。
在讨论环节，李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根据两位发言人的报告，指出美术史与考古学在研究环节上的差异。他认为，美术史研究是考古学初步判断，美术史方法跟进的过程，要以实证为基础发挥想象力。沈睿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讨论了目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教学中面临的考古学与美术史边界不清的现状，并提出用墓葬壁画补充艺术史的合法性。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用数据量化和定性研究的特点区分开考古学与美术史。贾妍（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将理论与范式比作“脚手架”，材料可以填充在其中，从而构成艺术史研究的整体。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提出艺术史与一般史学的不同在于研究对象是实物遗存。艺术世界中的图像是透明的，映射出了历史世界的真实。但这种映射是非常不可靠的，经过了艺术家本人的中介调和。我们在处理艺术史时，处理的是有限的主题史。处理的结果，不是要回到历史背景中，而是回归到作品本身的历史。陈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提出，20世纪考古学对美术史，尤其是上古美术史的补充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史观、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是20世纪美术史不同于之前的书画笔记重要所在。任为（美国狄金森大学助理教授）结合自己西方艺术史教育的背景，提出美国大学的艺术史教育已经弱化了对于方法论的强调，更重视对于个案的深入。郑弌（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结合自己在宗教美术方面的研究，提出美术史是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下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的研究。
第三版块的主题为“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与图像学”，发言人李静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报告的题目为《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与图像学（1900-1999）》。李静杰教授分北传佛教物质文化、藏传佛教物质文化、道教物质文化、其他宗教物质文化四大纲目，梳理了20世纪中国宗教物质文化的发展脉络，侧重于在中国宗教物质文化中占据主体位置的佛教物质文化，并扼要说明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情况。通过对四大纲目的梳理，李静杰教授总结了20世纪中国宗教美术史发展的特点及不足。在之后的讨论环节中，李凇教授提出李静杰教授的报告是对20世纪宗教美术史研究非常细致、系统的梳理，特别是系统呈现了被忽视的日本的相关研究研究。李翎教授结合自己在印度考察佛教遗迹的经历，提出中国宗教美术史研究中很多词汇是日本学者造的，这些概念现在在中国的使用是否恰当，而且印度佛教中的许多概念的生成与历史中的真实相悖。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赵伟与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刘科根据各自的研究，则补充了20世纪关于道教美术的研究状况。
第四版块的主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的写作与美术评论”，发言人陈池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教授讨论了20世纪中国美术通史书写特征，他提出古代美术史写作有三大特点：1、由书法史拉动绘画史，由书法史开美术史之先河；2 、中国美术史学早期以论、品代史，中后期以史传包含论、品；3、常常表现出史、论、评相统一的特征。至20世纪，我国美术史写作一方面学习传统，另一方面开展对西方美术史的翻译介绍，如傅雷、郭沫若、鲁迅；同时在美术通史写作上也取得显著成果，在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对其后美术史的研究发生深刻影响。
在之后的讨论中，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黄宗贤在讨论中谈了四点自己的感受。第一，转换： 20世纪美术史写作从语言风格、功能上都发生了转换，更重要的是研究范式方法的转换，其强度、频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第二，动因：转换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艺术观念的碰撞，特别是实证主义功能主义观念的演变，导致艺术研究方法的转型，使我们重构文化传统、文化身份。第三，建构：主要是艺术史研究现代体系的建构。第四，缺失：由于艺术史的方法，范式、理论、观念都来自西方，中国学者在话语权上患了“失语症”，根本原因在于以品鉴为主旨，以书画为主、史论合一的传统艺术研究模式在20世纪式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做了关于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的主题发言。他总结了陈老师的报告，认为是非常清晰的梳理，总结来说就是：1、从翻译到编译再到撰写；2、从教材到专著；3、从画家到美术史学者；4、从简史到通史；5、从门类史到全史；6、从本土学者到海归学者。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其一，艺术史家应该对艺术作品有强烈的评论艺术，鲜明的表达。否则就是历史的秘书；其二，博物馆具有双重性，在启迪民智的同时会固化观者的认识路径，所以西方现在限制博物馆对艺术作品的过度解释；其三，目前没有关于20世纪的批评史，自己正在带领研究生做这一课题，《20世纪中国美术批评文选》是一部初步成果，而批评史应该成为美术史的一部分，美术史家应该尝试批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审美趣味；其四，美术史写作大型通史的时代基本结束，今后可能更多的是问题史、概念史、观念史，展示出历史的多侧面；其五，对于全球艺术史的问题，鼓励年轻人大胆试验，比较同意王澍“地域国际主义”的观点。
李凇教授在总结中提出，好的美术评论非常不易，需要独立的判断，需要境界和品格，而人往往会被流行时尚、政治正确、经济这些因素影响，容易丧失中立的立场。对于这一困境，有两方面可以做出改进：1、已有的方法成就很多归功于史学，而以客观真相为追求、逻辑推理、缜密分析的客观性的研究也会是以后的主线，需要坚持做下去；2、考虑到中国传统品评传记，我们需要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也需要想象力，把碎片联系起来，成为有逻辑性的线索，但要注意想象力的合理运用；在学科建设上，向西方学习是100年来的主流，但还没有学好、学深入，要继续学习，也要考虑中国特别的写作方式、思想、价值观；在中西交流上，例如“气韵生动”这些概念，我们能不能更好的翻译、传播，嵌入西方的语境，而不是通过意译把本身消解掉；对于学科发展，一方面应该让自身学科更加强大，另一方面要借鉴其他学科长处。
文/曲康维、张家瑄
图/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