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来越丰富的艺术媒介与材料开始介入当代艺术的范畴，艺术家的思想得以被更多元化的语言所传递与转译，同时其带给策展人的挑战与灵感亦层出不穷。在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与展览处处迸发出科技与新媒体之光时，“研究型”展览概念的再次被提出，在信息时代的洪流中显得独树一帜。

何为研究型展览？何为“研究性”？研究型展览与学术写作的关系是怎样的？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2019年8月24日于北京OCAT研究中心开幕的 “2019研究型展览：策展方案入围展”中会给你答案。延续第一届“研究型展览”项目的实践，此次展览为公众呈现了多元化、跨专业与国际化的七份入围方案：“幼年与历史”（策展人：Andris Brinkmanis、 Paolo Caffoni、印帅），“焦虑的空间档案——从地洞到桃花源”（策展人：陈淑瑜），“再思考当民族志作为艺术的方法论”（策展人：杜帆），“全球回响：声音的人类学研究”（策展人：潘雨希），“光音恒久:对（空）气的考古”（策展人：Rupert Griffiths、朱欣慰），“寻异志——人际、城际与事变”（策展人：王欢、王子云），“苏格兰高原的狮子——写作的平行展览”（策展人：赵玉，龚慧）。

OCAT研究中心执行馆长巫鸿先生将“研究型展览”阐释为“具有特殊性格和功能的一种艺术展览，其将艺术品、艺术家或艺术现象作为资料收集和研究阐述的对象，随之将分析和阐述的结果转化为视觉和空间的呈现”。作为艺术与学术的交汇，当代研究型展览所带来的诸多思考，可以从本届入围展览方案中管窥一二。

1. 何为“研究性”？

在开幕前的策展方案工作坊上，入围策展人对他们各自理解的“研究性”进行了交流讨论。理解何为“研究性”，首先要回答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巫鸿先生在七组策展人方案陈述之后，对七个展览方案进行了大致三种分类。

第一类是我们最为熟知的有“主题”的研究，即研究对象为具体的群体、历史与文化现象等，这种研究往往会将观者带入具体的语境中去。如“幼年与历史”这一方案，起步于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对于幼年哲学的探索，在此基础上，策展人希望能够对阿甘本指明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挑战进行回应，探寻“幼年”与“历史”的相互交织，并通过艺术作品的介入意图以美学和视觉艺术的方式进行转译；而方案“寻异志——人际、城际与事变”则聚焦“小镇青年”这一定义，以这种姑且称之为“县城气质”的群体所面对的流动、寄居与适应的状态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洪流中来进行当下反思。

第二类的展览方案则开始对方法论进行反思，即去研究“研究”这件事情本身。方案“再思考当民族志作为艺术的方法论”重新聚焦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提出的“艺术家通过‘民族志’范式进行艺术创作的可行性问题”，将“民族志”再次视为一种艺术方法论，结合青年艺术家基于社会文化背景与个人生活经验所进行的艺术创作来进行个案研究；而方案“苏格兰高原的狮子——写作的平行展览”发展于2018年11月《艺术世界》的长读项目《苏格兰高地的狮子》，借助电影用语“麦高芬（MacGuffin，即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一词，通过集结12名写作者创作的15篇文章，展览意图探究当“叙事”作为展览逻辑与艺术作品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叙事”本身则成为了一种托词。展览针对“叙事的连续性”这一方法论进行研究，实践着展览空间与纸上文本的相互转化。

第三类的方案似乎综合了媒介与观念的研究，其使得这类展览的研究对象领域被继续拓展。方案“光音恒久:对（空）气的考古”便是通过对“空气”这样一种介质的考古，从气象学意义的“气”延展至感染力与氛围。而艺术家是如何与“空气”相连接来进行艺术创造是策展人关注的重点——有的艺术家以空气为媒介，有的艺术家则注重其静默的状态。以此为线索，项目意图探索当代关于人类与自然的想象是如何反射与扭曲彼此。

2. 研究型展览与学术写作

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郭伟其先生在工作坊现场向入围策展人们提出了研究型展览与学术写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场策展人们亦针对研究型展览在学术史中的位置这一方向，结合自己的方案进行了具体回应。

对于策展人王欢与王子云来说，现存的学术研究有部分用于基础建设，但除此之外，发散性的、创造性的思考也仍然值得被期待。对于“小镇青年”这一概念的研究，王欢与王子云在项目之初是期望可以绕过现存的对于这一概念的学术史，但是在深入过程中，他们发现既有“学术史”的铺垫是无法绕开的。然而，他们意识到一些作品中的具体描述随着时代的进程已经脱离了之前的学术史背景，这就要求艺术家与策展人能够在作品中去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讨论。因此，时代本身的变化就构成了对学术史的补充。同时，针对具体问题的非学科建制之外的回应，亦对于学术史的补充产生着重要意义。

策展人潘雨希在她的方案“全球回响：声音的人类学研究”中意图实现当代艺术与考古学的相互借鉴。在她一开始的“声音调研”中，“人类学”的概念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随着调研的深入，其关注到艺术家作为民族志学者、人类学家与考古研究者的角色来进行艺术创作，在她看来，当代艺术家的“挪用”对象不仅包罗不同文化图像和物件，其还会从其他学科中“挪用”其需要的方法与策略。在潘雨希的方案中，学科间的交汇意味着不同领域的学术史之间的相互补充，而研究与策展则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领域的方法论被另一个领域的实践者践行，往往能够催生对学术史更为生动的解读与补充。

3. 作为“当代艺术”的研究型展览 

本次项目特邀评委朱青生先生认为研究型展览并不意味着用展览去做研究，而此次的评选活动更像是在做一场当代艺术。巫鸿先生亦指出我们习惯的研究就是文字性的东西，而很多空间研究也好，材料研究也好，往往也是通过文本为媒介在进行转译。那么有没有可能空间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Andris Brinkmanis、Paolo Caffoni与印帅在面对“幼年与历史”这一课题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去甄选能够适用于三人共同经验的对象，这就意味着策展人作为主体，其自身的背景与经历将作用于研究落点、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如陈淑瑜的“焦虑的空间档案——从地洞到桃花源”方案提出，是基于其对于当代剧场与戏剧的多年实践与研究。起点于闪现在卡夫卡未完成的短篇小说《地洞》（1923-1924）与吴历的《云白山青》之间的路径。不论是从自身出发的地下居民为寻求安全感而不断挖掘出的地下空间，还是在绘画长卷中隐喻地从他者视角看来的“桃花源”入口，现实和言说与图像的乌托邦空间所折射出的焦虑感，引导着陈淑瑜联合七位围着不同空间概念进行研究、行动和创作的艺术家，去探究“空间策展”的延伸。当戏剧的空间概念被纳入策展的方法论时，展览本身便转变成了一种当代艺术实践。

同样的，拥有文学背景的朱欣慰与拥有地理学相关经验的艺术家Rupert Griffiths的策展组合，其策展经验亦体现了跨学科背景为研究型展览带来的生命力。受到OCAT研究中心开放性空间的影响，二人从最开始设想以文本展览去应对所谓“研究型”展览的诉求，发展到了希望通过展览本身提出问题，借由空间来构建一种对话的模式。这种基于发起人多元文化背景的对话实现了将当代艺术所关注的问题置于更广泛的领域与背景中去被讨论。

这样看来，策展人对于“研究型展览”日益开放与多元化的解读，体现在其将“展览”本身作为一件当代艺术作品——它从跨学科的角度讨论着当下社会与文化，反思过往历史经验而试图提炼历史的当代含义；同时，它一直处在流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未完成的状态。由此，策展人的状态是流动的，其身份在其中亦不断转变的，而展览亦不会成为研究的终点：“我们无法通过一个展览将研究完全呈现出来，展览仅是研究的一个过程”（展览《记忆寓所》策展人何伊宁语）。

文丨周纬萌
图片提供丨主办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