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晚6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场内座无虚席,“超有机”第二场高峰对话在此热烈开场。王璜生馆长作为主持人，简单介绍对话嘉宾：来自纽约的艺术家凯文•克拉克以及中国艺术家徐冰。他们作为本次“超有机”展览的参展艺术家，首先介绍了各自的代表作品。
凯文•克拉克述说了自己如何对DNA（基因）发生兴趣，并将之运用到艺术创作的过程。1989年，克拉克进行一系列肖像画创作，他曾经做的照片拍摄的项目是，用4年时间拍摄美国各国的人坐在同一个红沙发上的不同肖像。渐渐，他对这种陈词滥调的形式丧失兴趣。他所探索出来的一种新肖像表现形式是：用基因代替人的外观。基因代表着一代代先辈的累积和演进，可以跨越时空。他也提供了自己的基因样本给研究项目。接下来，他列举了一些作品。在他的自画像中，他自己的DNA符号在背景中隐隐出现，而中央的两个提面包篮子的妇女背影表现死亡讯号的远离。他说，因为当时得了急性阑尾炎，有差点死掉的感觉。他并不想像博伊斯那样表现重生，而是表现一种“离我远去”的感觉。另外一件作品是《诗人之血》，他所用的是真正的诗人的血液。此外，他还做过一些名人的肖像，例如白南准、博伊斯。白南准的肖像运用了照片反影和曝光效果的结合，由于白南准常在喷泉旁驻足，喝泉水来自我治疗，所以他使用了喷泉的图示。克拉克在纽约库伯联盟艺术学院上学时，有机会接触很多著名艺术家，他所在学院的哈卡教授与德国杜塞尔多夫学院有很好的交流，其中就包括博伊斯。毕业以后，克拉克去德国做博伊斯的助理。博伊斯去世多年后，他开始做博伊斯的肖像。他与德国柏林实验室合作，从博伊斯的指尖脂肪获得了DNA，在图像上他使用博伊斯曾在自己作品中使用的动物，如驴和兔子。他认为，这种象征性手法可以体现博伊斯的个人特质。除此之外，克拉克还受个人委托制作肖像。他说，他做肖像选用的图像不与委托人的生活、工作或委托人自己的喜好相关（除博伊斯以外），而是出于自己的感觉判断。
最后克拉克讲述了以9•11为背景的作品。9•11发生时，克拉克在德国制作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女化学家的肖像，远距离地被告知事件的发生，当时他的孩子就在离事件不远的地方。回国以后，他随即将朋友麦琪对事件的叙述用录音机保存下来。后来，他又将麦琪所拍摄的事件现场照片进行后期处理，创作了如今的艺术作品。麦琪还保存了9•11•的一些灰烬，被放置在花店的箱子里。如今10年过后打开它，就像回到了9•11现场，里面有遇难者、机器、建筑灰烬的味道。
延续克拉克对9•11灰烬的诉说，徐冰开始为大家介绍自己的作品《何处惹尘埃》。首先，展示了9•11事件发生前后的对比图片，视角就是他在纽约的工作室。徐冰亲历了大楼倒下的那一刻，当第二架飞机撞击，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事故而是一个事件。他那时并没有感到恐怖或紧张，因为画面太像好莱坞大片了。实际上，那瞬间他脑中的画面转到了离开中国前的北京——从今天开始世界变了。事件发生过后，最让他感动的事是纽约一位家长所说的话：“双塔倒了，我的孩子就找不到家了。”他想，面对这样一个事件，一个生者可以做什么？后来，他在双塔一带收集了一些灰尘。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些灰尘有何用。直到两年后，他读到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语，意识到他可以用灰尘来做一个装置。终于在2004年，威尔士邀他来实践这件作品。为了把灰尘运出关口，徐冰以灰尘为原料做成玩具娃娃带到威尔士，又把它重新碾成粉末吹到墙上。飘散的灰尘落到字模“何处惹尘埃”上，当字模移开，字样显现出来时，作品基本完成了。这件作品给人一种美感、安静感，和一种深深的刺痛感、紧张感，好像一阵风后整个世界都会变化。他开始反思人对物质的态度——精神和物质，到底哪一部分更长久、永恒和重要？9•11虽然是邪恶的，却给人类反省问题的机会。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大楼能在顷刻间化为平地，除了政治等利益的失衡外，也因为大楼在物理上违背了自然的规律，是大楼自身的能量把自己摧毁。
随后，徐冰介绍了自己最近的工作。首先，展示了一些事件过后的图片，比如一件扭曲了的当代雕塑，他称之为“被扭曲的扭曲”。还有一架火车，被称为“鬼车”，因为救火队员消失得无影无踪。另外一件尚未被公布的图片是：在双塔下被挖掘出来的似地层矿石的东西——一共三层，每一层都是一层楼房。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邮票大小的A4纸被保存下来，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辨。文字坚硬的存在使他对物质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徐冰在这些遗物中得到了一块编号为M26的纪念物，他表示要把这件纪念物运回中国，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有100多位华人丧生。
两位艺术家在个人陈述结束后，开始真正的“对话”。徐冰询问克拉克在库伯读书是哪一年，得知答案便打趣道，当克拉克在库伯读书时，他还在农村当农民。不过，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却都在做当代艺术。徐冰将别人问过他的问题同样抛给克拉克：装置中的灰尘与普通灰尘在视觉上有什么区别？艺术家为艺术品辩护或捍卫是有必要的吗？比如DNA肖像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图像到底与基因有何关系？克拉克用自己去故宫观赏书画的体验来回答：书法是美的，但每个字都有其意义，而他的DNA图示有具体遗传学的字母存在。徐冰继续解释他的问题，与克拉克探讨是否艺术家需要创造一种有效的艺术的语汇。有趣的是，东西方语言在互译中产生的差异让问题又悬置了下来。徐冰进一步问他，如何看待概念艺术的弊病，如双年展中很多作品看上去很枯燥，总需要用语言诠释。克拉克的解释中有一点可以说明，那就是艺术如果能让人惊讶并产生疑问和思考，就是重要的。当回答艺术如何面对历史主题强烈的符号指向时（如重大历史事件9•11），克拉克承认艺术的能量是渺小的，但他希望通过艺术家的作品使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情感的淡化来重新延续记忆和思考。
克拉克感兴趣的问题是，徐冰的作品在观众的反映是什么，徐冰回答，这在东西方有不同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他把西方的重大事件作为材料，用一种东方的禅语来进行诠释。上海双年展本要展出该作品，由于主题的敏感，而换成了其他作品。克拉克认为，东西方艺术思维的不同来源于杜尚，杜尚注重那种艺术与观众互动的过程，这种观众对于作品的反映与思考给作品增添涵义。而徐冰认为，杜尚其实是“玩”禅的大师，禅代表着无处不在的生活态度。杜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但也让我们留在了一个悖论的轨迹中。克拉克说，正是因为怀疑才给艺术可能性。
对话在观众与艺术家互动中结束，两位艺术家针对观众的问题解释了自己的观念。虽然在这场精彩而有趣的对话中，不难感受到东西方文化与思维的差异和由此产生障碍，但也正如王璜生馆长在结束时所说的，“这才是一场真正的，东西方的对话”。
艺讯网记者：段子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