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7日晚六点三十分，中央美术学院五号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人文学院举办的“艺术史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三场正式开始。来自卢浮宫学院的弗朗索瓦•勒内•马丁教授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心理与性别”。

本次讲座主要从形式主义的式微及对其批判开始，研究文本与图像相辅相成的关系。着重介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艺术社会史、激进的艺术史及视觉文化研究的探究方法。

马丁教授以第二讲的形式主义引出本次讲座。形式主义在20世纪初盛行，在1930年左右出现第二个高峰即维也纳第二学派，他们以形式主义为纲，认为在一幅画中总存在一个在艺术史上反复出现的构图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的稳定特质，使其足以定义一些艺术家甚至一些国家、流派的艺术风格。马丁教授在此以塞尚“圣维多利亚山”系列的作品为例，举出艺术史家对其的不同解读：有些认为塞尚将透视消解在画面中，另一些则认为画面存在一个纵深的空间，观众的视线会集中于远处的消失点。

目前，已少有艺术史家自称为形式主义者，研究方式也日趋多样化。马丁教授接下来提到一个形式分析与发生心理学模式结合的范例：列奥•斯坦伯格关于《亚维农少女》的研究。[1]在此视角中，“作品”的概念无限扩大，不再是仅指代最终的成品，而包括创作过程的一切准备。斯坦伯格的方法与夏皮罗对《格尔尼卡》的研究思路极相似。夏皮罗通过比较《格》在创作不同阶段的照片中呈现的画面，着重分析在成品中消失的形象，并将其为起名“毁灭的总和”。《亚维农少女》的则与主题令人联想到巴塞罗那的红灯区“亚维农街”。创作过程中两个男性消失留下四位女性形象，斯坦伯格认为画面中的男性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画面的对面，隐藏在观看者中。隐藏的男性手中的头盖骨表示肉体之爱与死亡相连，也隐含着性启蒙与艺术启蒙相连的观念。论文中用形式分析强调三个问题：人物形象的来源、风格是否统一及画面与空间的关系。

对图像学进行批判的首先是形式分析者。其次，图像学分析对象具有局限性，对纯粹描述性绘画无法解释。第三，图像学方法过于抽象，将创作压抑于学识之中。针对这些缺陷，1930年左右，“艺术社会史”应运而生。

安塔尔在《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提出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国际风格与自然主义风格。前者为教会贵族所喜爱，后者则受到上升资产阶级的喜爱。而这种通过对社会集团、阶级斗争进行分析的方法，在图像学中是极少关注的。

在激进的艺术史部分，马丁教授提到其出现源于时人提出：整个艺术史充满偏见，并认为我们面对作品的感知方式是被左右的。他以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的研究为例，介绍了诺克林的研究。西方为何缺少伟大的女性艺术家，及裸体模特为何不能换为男性。诺克林提出性别研究的关键概念：“凝视”，用以分析西方文化中男性目光如何作用于艺术。

随后，马丁教授提出，艺术史书写中性别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研究者性别的不同会导致书写方式的不同。他仍以《梅罗德祭坛画》为例：中间一块绘有天使报喜，右侧绘有圣约瑟形象。夏皮罗将此阐释为圣母的无玷受胎是对约瑟在性方面受挫的暗示，是阉割的象征。美国学者霍利则将夏皮罗的分析看做是图像学强迫症，认为这种揭秘心理与自古以来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心理有关。马丁将西克苏在两性写作上的观点移植到阐释艺术品中，认为男性艺术史家着重对作品意义的把握，女性则倾向于将画面看作感官薄膜，意义散布于各部分。

最后，马丁教授介绍了文化视觉研究，巴克桑德尔是其代表。文化视觉研究认为“我们看待艺术品的眼光是在历史和文化中逐渐生成的”。马丁教授以文艺复兴早期德国和意大利的雕塑为例，提出我们今天对作品的理解与当时的理解是不同的。并不是作品本身发生变化而是各时代的知觉模式的变化。我们如今很难复原几百年前生活的人的目光，但是可以透过对文本的研究，找出语词的痕迹。巴克桑德尔提出“时代之眼”，在《15世纪绘画和经验：绘画风格社会史入门》一文中，他将15世纪佛罗伦萨的特殊感知方式简述为：对线性透视的把握、舞蹈性的绘画以及对宗教修辞的关注。

在讲座的最后，马丁教授提到在艺术史研究中，复原当时人对艺术品的感知有两种方式：查阅当时的画论或者对艺术订制人、画商和画家之间的书信来往进行分析，根据当时观者对艺术品的感觉，来定义当时的知觉方式。

注： 
[1]马丁提到：发生心理学模式在此简易而言即为真正理解作品，研究者需要细致考察作品创作过程中的草图、素描及一切准备过程中的材料。与文学创作中的“发生校勘学”较相似。
主讲人弗朗索瓦•勒内•马丁：著名美术史家，同时执教于卢浮宫学院、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教授美术通史、美术史学史以及美术史方法理论课程，研究领域包括：美术史方法论史（19世纪-21世纪）、艺术教育史（19世纪-21世纪）、艺术史中的民族主义（19世纪-21世纪）、博物馆史及文化政治史（18世纪-21世纪）

艺讯网记者：盛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