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8日晚6：30，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举办的“艺术史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第四场: 《图像与文本》在美院报告厅如期举行。讲座延续了前几场的人气，来自卢浮宫学院的弗朗索瓦•勒内•马丁教授又一次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文化”上的盛宴。

本次讲座主要分两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延续对视觉文化思潮的介绍；第二部分介绍在视觉艺术史上很重要的人物：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

在谈及第一个部分时，马丁教授介绍了视觉文化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艾尔博斯、汉伯格和劳克。

艾尔博斯

艾尔博斯常年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教书，其著作中文翻译本为《描述的艺术》，这本书主要谈十七世纪荷兰黄金时期的视觉文化，即维米尔、伦勃朗这样一批大师生活的年代。

十七世纪的荷兰，整个社会对于视觉描述赋予了一个核心的价值。艾尔博斯在书中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观点：当时荷兰显微镜的发明与维米尔在绘画中对人物的刻画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描述视角，但并非按照严格的线性透视。

马丁教授指出在艾尔博斯的书中很有意思的是关于地图绘制的描述，在维米尔的画中出现的地图可以说是观者感知画面和画家再现的模版，这种地图的使用对于画家而言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参照。画面人物与其说是再现不如说是被画家以地图绘制的方式绘制在画面。通过对维米尔《天体学家》和《花边女工》画面的分析，马丁教授指出无数精微的细节描述中体现了艾尔博斯书中提到的趋向极致的欲望和绘画方法。在画面中维米尔喜欢用若影若现甚至是接近模糊的流动的方式去达到他所追求的精准的视觉描述。艾尔博斯指出维米尔的画面中没有很多的情节和历史存在，画面旨在捕捉外部世界和人物特质，风格问题则降到了次级的位置上。

马丁教授指出：艾尔博斯关于这一时期绘画是反叙述的论断遭到质疑是因为在同时期的另一位画家伦勃朗的画中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叙事和历史故事，同时风格这个词对于伦勃朗而言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关于伦勃朗，艾尔博斯的研究著作是《伦勃朗的经营》，在书中展示了艺术家的自主创造如何与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

在介绍了阿尔•博士之后，马丁教授介绍了另外两位视觉研究领域的专家：汉伯格和克劳。

汉博格

哈佛大学教授博格的研究是关于十二、十三世纪的德国修女的视觉文化，著作为《作为艺术家的修女》。马丁教授指出汉博格重视对于第一手材料的掌握，强调原作讲授。汉博格在书中指出：存在着虔诚的风格，这种风格与德国十二、十三世纪的修女对于图像的特殊需求是相关的。这种女性化的图像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虔诚的情感，显露耶稣与观看者之间的强烈关系，也正是这些图像为十四、十五世纪的宗教信仰图像打开的道路。

克劳

作为第二代视觉文化研究学者，克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960年代的英美波普艺术和十八世纪法国艺术。克劳对于十八时期巴黎艺术与公众的关系以及公众如何参与艺术进行了研究，指出早期艺术的话语权一直归为皇家艺术学院所有，之后公众更多的参与，批评家也以公众的名义进行发言，这对于艺术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马丁教授指出克劳对于大卫画室的分析是其着有见地之处，大卫赋予了自己的工作室另外的含意，工作室组成了一个以情感维系的家庭式的空间。当我们谈到画室，其不只是一个绘画空间还是一个围绕这位老师和众多年轻画家共同进行创作的组织形态。大卫和弟子的同性交往以及大卫自身早年丧父的经历，对于大卫的创作实际上是有影响的。

第二个部分，马丁教授从写作、图书馆和研究院、记忆女神图集、旅行和手稿四个方面介绍了阿比•瓦尔堡。

阿比•瓦尔堡

瓦尔堡认为在波提切利的画作中主要想表现的不是神话人物而是风、气等不可见的因素，例如《维纳斯的诞生》。另外瓦尔堡关注了情感的形式，极度痛苦和喜悦的情感在历史上许多绘画大事的作品中都有体现，这种情感是人类母体的延续，是一种母体的迁移。瓦尔堡在1905年的文章《丢勒与古代世界》阐释了这一观点。

随后，马丁教授介绍了瓦尔堡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情况，图书馆与研究院着重收集研究古代母体延续的真本、善本。研究院于1933年学院迁至伦敦，学术活动活跃至今。谈到对于记忆女神图集的收集整理时，马丁教授展示了许多瓦尔堡收集的图片，其中包括“前行中的女性”、“水边坐着的人物”、“垂死的战士”等各种题材。

关于瓦尔堡的旅行与手稿，马丁教授介绍到在1960-1970年贡布里希任职研究院院长之时就已经陆续出版瓦尔堡的手稿，现在陆续还有更多的手稿会被出版。关于瓦尔堡的旅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北美洲蛇神祭祀仪式的探寻，瓦尔堡认为要想真正的理解像拉奥孔这样的作品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真正深层神秘的部分是必须要接受美洲的这些经验，必须从这些尚未受基督教和“现代性”影响的人群当中找到神秘的仪式性的文化根基。

最后，马丁教授为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阿比•瓦尔堡的继承人贝尔庭和布雷德•坎普的学术观点。

艺讯网记者：余娅
摄影：胡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