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0日中午十二点半，“阿涅斯·瓦尔达的海滩在中国——1957-2012艺术创作全回顾：摄影、录像、装置、电影”新闻发布会在CAFA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发布会由王春辰副教授主持，艺术家阿涅斯·瓦尔达、馆长王璜生、开关文化的玛丽女士以及法国使馆艺术专员格拉列（音）先生到场。新闻发布会的最后，记者对台上出席发布会的嘉宾进行了提问。

问题一：我想问瓦尔达女士的第一个问题是1957年您来到中国以后，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您来到中国，而且这一次是您再次造访，这一次的重返生活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瓦尔达：刚才也有人问过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1957年到现在有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的回答是“是”。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叫中法职业协会，这个协会想做一些中法之间的事情，因为当时联合国并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他们的活动就是组织了十个人到中国来做一次旅行，我就是这十个人当中的摄影师。

当时作为外国人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苏联工业对中国的痕迹，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外国人。在十人的旅行当中我和另外一个翻译成为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单独出去旅行。去一些小的村庄，包括坐长江上的小船游历，我看到了中国当时最真实的一面。当时拍的这些照片，就是见证。后来我又再来中国，跟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合作是一次更正式的访问。

这次我是被CAFA美术馆邀请过来，用艺术家的身份来这创作的。当然这个国家被不可知地改变了，我完全认不出来当年我去过的地方。今天我看到的中国是一个特别现代的中国，我发现现在的事物跟我当年去一些很小的村落，我看到的那些人，在云南穿着很漂亮的少数民族服装，在田里劳动的人民，包括对我展现灿烂笑脸的孩子，他们给我的这种情感上的突然，让我感动。我突然感觉到我跟他们有着共同的交流方式，这些东西在今天是很难再找到了，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经过的东西，我不遗憾。

1957年我作为摄影师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背着很重的东西，我的器材，我的照相机……像一个旅行的骡子一样。今天我来到中国，我不用再背那么重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帮助我，包括我身边的玛丽女士，包括我的女儿、我的助手、帮我拍video的茱丽、还有一个可爱的实习生，还有大使馆的中国人员，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想随时在旁边帮助我。我今天的感受是我被大家宠爱着，这个感觉跟当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也很享受。而且今天我在中国能碰到特别好的电影人，还比如像我的朋友米歇尔·付东先生去帮忙组织一个大师讲座班，所有人的这些帮助让我感受到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在我实现我的梦当中，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女儿也在展厅里。

问题二：您好，我是《中国国家旅游杂志》的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旅行的话题，您提到当时和一个同事在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旅行，然后在您的眼中中国的哪些城市和地方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谢谢！

瓦尔达：说起旅行来我觉得1957年的旅行挺有意思的，从巴黎到北京需要28个小时，我们必须通过这些共产主义国家。我们要先从巴黎到布拉格，布拉格到莫斯科，然后莫斯科到乌兰巴托，然后再从乌兰巴托到北京。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当时我从法国来，感觉这个国家是一个特别有热情的、特别集中的国家，我看到的所有人都穿着蓝色的衣服，他们的时装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的这种流行，这种在一个政治体制下的时髦是让我觉得特别惊喜。我觉得我在短暂的时间里没有办法去向大家解释到底哪个地方，哪个城市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请你们去看我的照片展，他们其实是我印象里最深刻的东西，但是我并不能说出这个东西是在哪个城市拍摄的。

我更加想表达今天对现在社会的感受，因为我在中国感受到特别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技术上和经济上特别强势的力量。在我以前的照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故宫的照片，照片中心是故宫，然后整个城市后面是很平的，没有这些高楼大厦，而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北京已经不再是这样子了。我觉得其实最让人兴奋的是这种交流，我们试着去互相理解，或者又不能理解，但重要的是我们这种交换和交流。

问题三：瓦尔达女士您好，我是来自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因为注意到您今天的服饰很特别，很有中国味道，不知道您在挑选这身着装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还有就是在1957年您来中国的时候有没有穿过中国的服饰，您现在穿上这身衣服和当年穿这衣服，您认为中国文化体现出来的味道有没有变？

瓦尔达：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是在欧洲做的一件衣服，当然各个国家之间相互仿造，所以欧洲做了一件仿造中国传统的衣服，我穿它是因为大家能认出我，因为在海报上也是穿这件衣服。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去解释我的穿着和打扮，因为我想我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展览，我做的事情，我不太想解释关于我自己的品味。

问题四：我有两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说您之所以能够在1957年被作为代表团的正式成员邀请来中国拍摄是因为您在1956年拍过一个短片叫北京的星期天，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拍到这个短片，这个短片的内容是什么。还想知道您去过越南，拍过越南，拍过古巴，也拍过中国，不知道为什么您对社会主义国家这么感兴趣，您对中国最初感兴趣的来源是因为什么？

瓦尔达：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这部片子不是我本人的，而是我一个朋友的电影，他当时是用16毫米的摄影机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电影，我当然没有这个能力在想象中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

我在古巴工作过，就像当时我来到中国的情境一样，这个国家正在革命开始的阶段。当你去到一个革命开始阶段的国家时，它是有许多的事情可以让你去讲述和发现的，这可能是我拍摄古巴和中国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共同点，但是我本人并没有特别需要拍摄社会主义国家的喜好，其实我还在很多其他国家工作过，比如我在美国，在巴西，在葡萄牙也拍摄了很多纪录片。

问题五：我最后代表美术馆问一个问题，是跟这个展览有关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更熟悉的是您的电影作品，觉得您是一位电影艺术家，但是这一次同时展出了您的装置作品，我们想了解一下对于您的装置作品的灵感来源是哪一些，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还有您的这些装置作品会不会因为空间的改变，会不会因为展场的不同而受到影响？

瓦尔达：在我做导演工作的同时，我努力拍摄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会在电影厅里面放映，它的放映的形式是通过一个平面的屏幕向大家展现我的作品。但是在我拍摄的过程当中我总在考虑一种其他的方式去接近我所喜爱的艺术的本质，我要举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是我在我的装置展当中有一个装置，我拍摄了一些寡妇的独白，展厅里面的寡妇们都在同时说话，进来的观众们可以坐下来拿起来一个耳机，能够清晰听到其中一个寡妇的表达，同时画面所有的寡妇在讲话，这样的方式让观众有了更加不同的一种体验方式，您可以很快去读完这个展览，也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一个一个听完每个寡妇所陈述的内容，它是艺术上得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刺激我的创作欲望，不是一种特别传统的方式，让我在思考我怎么样用新的方式去表现我所喜爱的画面、声音和剪辑的方法，这是我在装置上面一些想法。我的这个解释有点太长了，我非常感谢在这里的两位王先生，还有噶拉列先生，还有玛丽小姐陪着我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艺讯网记者：朱莉/编辑
摄影：胡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