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0日下午三点半，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系列活动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以刘小东、王璜生及尹吉男为总策划的学术开放讲堂旨在激发头脑的思想力量，创造当代的文化密码以及引出当代艺术的前沿话题。本次讲座邀请到的主讲人是雷颐。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历史的进退》、《历史，何至于此》等多部著作。他此次演讲的题目是：中国近代视野中的后现代与后殖民。主持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宋晓霞。

雷颐先生认为在当今批评界和文艺界，人们广泛采用着福柯、萨义德等西方学者的后现代、后殖民学说，去批评和理解文化艺术现象的同时，常常忽略了中国本土的具体语境。从而导致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尴尬局面。从更广意义上来说，这种尴尬是关于整个第三世界困境的一种寓言，即便是反西方话语的霸权，也没有办法摆脱，甚至屈从于这种话语的霸权。但是换个角度说，在文化交往如此繁密的今天，果真有可能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受西方话语污染的话语系统吗？他由此思考出发，进一步探究了在中国语境下，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意义。

雷颐首先以简洁概括的语言对后现代和后殖民概念做了一个阐释。大体上说来，这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它起初来自于文学批评，进而演变为文化批评、哲学思潮。其主要特点是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强调边缘，强调众声喧哗，支离破碎。后现代批评主要产生于西方的学院之中，它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反本质主义，尤其认为作品本身没有一个客观的本质内容。他们认为一个作品一经面世，作者就丧失了对作品的阐释权，这种阐释权转移到了受众之中。即法国罗兰·巴特的著名论断：作者已死。后殖民理论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开启的。他认为，后殖民是指西方帝国主义在非西方地区殖民统治结束后，持续对其经济文化方面进行殖民。殖民势力尤其借助于精心建构起来的文化霸权来维持。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时，把自己居于主体地位而把东方作为他者。这些研究看似客观，但实际上却是有意无意的以自己的文化曲解东方。由此引发了非白种学者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系列挑战。

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展示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批评界开始大量引用这一观点。从当时一些批评家流行的文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思想界普遍认同了西方启蒙话语这一套殖民主义的话语。“五四”这一批学者对西方文化的殖民话语完全没有意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时期，这些学者人为地假想了一个中西二元对立，中不如西的情景，而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参与完成了一个对自身文化后殖民主义化的过程。

由这样一种观点出发，雷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观点。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各种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他提出：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并不是真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入侵，而是中国的内在需要。其次，以与后现代理论紧密相连的女性主义为例，可以发现，脱离语境的运用这些理论就会带来系统内部的种种矛盾。最后，直指中国语境下的阐释问题，我们就不得不思考阐释的边界问题。雷颐认为，排除纯粹学术意义上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中，阐释是需要有边界的。否则就会是很荒唐，甚至会导致纯文本阐释的危险。

边缘向中心突破，解构权威，众声喧哗，这是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本质，也是它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意义。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真正提出这些理论的人，如福柯等，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真正的理论精神实质：对自身文明的犀利、透彻地批判和解剖。当中国文艺批评者在忙于生搬硬套他们的时髦学说时，是否更应该认真学习他们的方法，运用到对自身传统和文化的分析中来。究竟是谁更继承了福柯的精神呢？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理论总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抽象而成的，因此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限度。因为抽象，它又确实有一定的超越性和普世性，所以才能把一种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种社会中去。但需要强调的是如何把一种社会情境下产生的社会理论运用到另一种情景不同的社会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这一理论既获得了普世性也同时具有了危险性。因此对这种社会理论的引进一定要考虑外来理论如何才能和本土社会真正对接。对于外来社会理论，不去探讨其方法论意义而将其本体问题假象成自身问题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

Q﹠A：

Q：您提到社会背景的问题。我觉得，在中国美术界，80年代到90年代是个人价值和意识形态发生转型的时期，90年代以来，资本的因素逐渐地渗透进来。我想问一下，您是否认为这种资本的力量是否在缓和了个人自由的价值和意识形态？

A：我觉得艺术领域里的艺术现象是经过相当严厉的斗争才呈现出来的，当然艺术领域里的行政管制相对而言比较宽松的。当时83年的反精神污染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在美术方面就是反抽象派。而后又经历了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即85新潮，当时为什么会那么轰动？因为那是第一次在美术馆里举办完全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展览。现在，整体上来说标准越来越宽松，但是到了大的国家题材的展览，它还是有自己的政治要求。而在私人画廊，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经营不同类型的绘画。这种多元化恰恰是不同利益集团背后博弈的结果。

Q：您刚才说，美术馆定期举办的这种讲座使各个学者可以在此百家争鸣。但其实这也只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场域，而非惠及所有大众。那您之前所说的那个公共平台是否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景而已？那有什么途径能接近达到您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

A：当然，实际上，任何东西都是有门槛的。但我们看到，现在来听讲座并不是以身份为门槛，而是关心某一话题的众多人的聚集。这恰恰是表明了在现代公共空间是如何得以构建。在西方，也是经历了博物馆美术馆取代沙龙而成为新文化新知识传播的公共空间的过程。受众起码已经比沙龙的私人聚会要更为广泛了。

艺讯网记者：李璠
编辑：张文志
摄影：胡志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