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9日下午两点，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办了当代学术开放讲堂第四讲，主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这次邀请的主讲人有著名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金安平、郑培凯以及鄢秀，荣新江担任学术主持。据主办方广西师范大学介绍，史景迁的两部中文新译版作品《曹寅与康熙》、《胡若望的疑问》已经出版，还有一部《改变中国》预计下月出版。
论坛开始前，主持人宋晓霞老师对五位嘉宾做了简要的介绍。史景迁是著名的汉学家，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把学术提升到了美的范畴，以独特视角书写中国历史。金安平是美籍华人，亦是史景迁的夫人，早年毕业于密执安州立大学数学系，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中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历史系。郑培凯现为香港城市大学协办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及教授，他与央美颇有渊源，2005年时应潘公凯院长邀请在美院举办过两场讲座。鄢秀教授于香港城市大学任语言翻译与研究教授。学术主持荣新江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学术沙龙主要以对谈方式进行，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郑培凯对话史景迁，金安平揭秘史的研究过程，荣新江对话郑培凯，以及鄢秀教授介绍新译本。
一、郑培凯对话史景迁
郑：您为什么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是怎样进入中国历史写作领域的？
史：在我六岁时阅读到一本中国艺术史，里面涉及到关于中国画笔墨的介绍，后来在二战时期我对中国产生了英雄式的崇拜，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有两位老师给过我很多启发，其中有一位提示我关注中国历史中的“老生常谈”，从不同角度观察可以得出不同的想法。在60年代初，我受房兆楹先生指导，对康熙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当时故宫博物院迁台，许多材料都藏于台中。在房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接触到故宫许多尘封档案，包括康熙的朱批奏折，这些对我早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郑：您的中文老师是谁，是如何学习中文的？
史：耶鲁大学在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应战争需要成为了重要的中、日文训练基地，我到那里时已经转型为和平时期对于中文的运用阶段。现在的中文教学属于纯学术，与早期的训练有很大差异。
二、金安平揭秘史的研究过程
金安平和史景迁曾在不同时期受教于房兆楹先生。史景迁早期曾受到房先生的指点，后来，当金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时候，房先生受邀在哥大讲课，也给了她很多指导。并且金的祖父也曾给房先生上过课，或许正是由于这些缘分，最终金安平与史景迁走到了一起。金安平还分享了史景迁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告诉她的一件趣事。史景迁对康熙此人此事深有共鸣，原因在于在翻阅康熙所批奏折时发现：康熙也是在成人后才学汉语读汉字，康熙奏折上的朱批，把‘密’字写成了蜜蜂的‘蜜’。
金先生还提到，史景迁在阅读以及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如果有新的发现会非常兴奋。但是在写作时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不能忍受任何干扰，完全没有时间概念，进入到一种旁若无人的境界。
三、荣新江对话郑培凯
荣：您为什么推广史先生所写作的这套书？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领域有何启发及指导意义？
郑：我1970年去的美国，赴美之后发现在台湾的学习方式与美差别很大。台湾老师在授课过程中会给学生一种无所不知的感觉，他们所讲的都是真理。但是美国的老师不一样，我第一次请教史老师，他告诉我他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邀请我共同讨论。这种启发性的教育方式提示我带着批判精神从事研究，并且应该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历史不是千篇一律的，你可以对它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70年代，正史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现在可以仅作为一种参考材料。并且，生活史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很重要，历史中的每个个体都值得被尊重。作为老师，只需起到点拨和启发的作用，让年轻人自己去发展自己。
史先生在书写中国历史时，有一种世界观贯穿其中。他把历史对人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相关看法与历史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方式。
四、鄢秀教授介绍新译本
鄢秀指出，史先生的书非常精彩，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难度更大。首先由于书中涵括的历史材料浩如烟海，许多甚至取材于欧洲绝密的档案馆，因此译者需具备扎实的文史功力。其次史先生文笔精妙，在翻译中如果理解不到位很可能产生误差，甚至意思截然相反。这次的新译本就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诸多错误。最后史先生引用了很多中国文史资料，如皇帝诏书等，译者需要找到原始的一手资料才能还原文献。
鄢教授还认为译本除了给不懂英文的读者一个阅读史先生著作的机会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生命力，并且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中文文言一手资料。
在讲座最后，荣新江先生为诸位学者的发言做了总结，这次对话系统地围绕史景迁教授的新书做了梳理和介绍，令观众受益匪浅。在宋晓霞老师向诸位学者及与会者表示感谢后，论坛圆满结束。讲座完整视频将于近期在艺讯网发布，错过现场的观众敬请继续关注。
艺讯网记者：张高珊
摄影：杨延远
责任编辑：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