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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如何影响集体的艺术实践——“集体之眼”国际研讨会之二

时间: 2014.6.5

2014年5月31日上午,“‘集体之眼’——文化差异背景下的集体主观性及其美学”第二场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艺术家、艺术小组以及策展人,共同探讨“文化如何影响集体的艺术实践”这一话题。

苏伟、卢迎华、刘鼎:低音—历史转化中的艺术实践与精神轨迹

首先发言的是苏伟和卢迎华,他们二位是近年来活跃于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小组“苏伟&卢迎华&刘鼎”的成员。卢迎华首先介绍了小组三个成员各自的工作方向,她认为,三个成员虽然是以小组的面貌出现,但各自有不同的工作方向,保持相对的对立性,在长期的合作中也建立起了彼此的默契。卢迎华认为,他们三人之间既是合作关系,也并非合作关系,她希望最大程度上保留彼此之间建设性的相互批评。

二位演讲的题目是“低音:历史转化中的艺术实践与精神轨迹”。苏伟反对对于某些事物的定义,他认为,定义是一种强化的秩序,比如将他和卢迎华、刘鼎的合作定义为一个艺术小组,他自己并不这么认同。再比如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叙述是成功者的历史,强化的秩序和逻辑伤害了个体创作和选择中的彷徨与焦虑。对于定义的不信任构成了他们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他们希望通过再观看、再描述,打开新的视野。如深圳OCAT中心策划的“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就是一个刘鼎、卢迎华和苏伟构思、发起和组织的一个进行中的研究、讨论、出版和展览计划,其中既有艺术家个体实践,也有艺术小组实践、策展实践、出版实践、艺术史研究实践、艺术教育和知识生产的实践。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不依赖已有的经验、参照、价值判断和艺术史的话语,而是试图超越这些边界的设定,逐渐通过独自工作、独自思考、不断的自我认识来形成自我系统,撼动并影响带有普遍性的标准、规范、体制的力量以及各种惯性和惰性。它们都自觉地质疑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话语,并处于永恒的自我质疑之下,也正是因为这种状态而获得了持续实践的力量和生命力。再比如,由他们三人策划的“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世界——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

苏伟不相信线性方式展开的艺术史叙述方式,因为现有的历史叙事是一种成功学的证明。他相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平行地存在着对于现状和事物本身深刻的认识和基于此所展开的创造性实践,这些实践的平行存在构成了一种平面化的艺术历史,由各个带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历史时刻所组成的一个平面。例如在九十年代中期,曾有多本艺术家主编的地下出版物,而我们今天似乎只记得艾未未、冯博一、徐冰主编的《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却忽略了同样具有价值的宋冬《野生》等其他同时期的出版物。他们也不相信艺术系统的权力架构和各个角色之间的等级制度,更相信艺术系统也是一幅平面图,从个体实践者到机构,到艺术史传统,都应该保持自我实践和自我反思的警觉、尖锐性和活力。他将历史看作是一种拟人化的存在,有成功,也有焦虑、彷徨和不确定感。

NBDBKP小组

来自德国柏林的艺术小组NBDBKP由Niels Betori Diehl与Barbara K.Proko组成,两位艺术家均毕业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自2006年开始合作策划一系列大型跨学科展览。二位首先向听众抛出一串问题,例如,合作与集体创作有区别吗?艺术团体(小组)是否继承了其所在社会的特征?艺术团体(小组)的集体性是否来自于其所在社会的集体性?一个艺术团体(小组)联合的动力何在?对于这些问题,两位艺术家并没有立即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与观众分享了他们的合作经历。二位认为,他们之所以保持一种合作的关系,首先是基于共同的想法,开始一起工作,但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体。他们认为,需要充分考虑团体合作的复杂性。

宋轶、梁展峰:香港艺术小组概况及香港集体的社会干预

《艺术界》资深编辑宋轶与香港策展人梁展峰之间的对话探讨了香港艺术小组的艺术实践。在最近一期的《艺术界》杂志中,宋轶邀请梁展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近年发生在香港城市空间中的艺术活动。梁展峰认为,这些活动既不是那种经典意义上的街头行为艺术,也并非人们在香港街头看到的游行,或者创意示威活动,而是属于第三种类型。他认为,一般人对于香港艺术实践的看法依循固定模式,要么与市场有关系,要么与社会运动有关系。而他所谓的第三种类型就是处在这两极之间的第三条路,即对空间的想象。无论从市场角度还是社会运动的视角看艺术,都把艺术功利化了,这无疑削弱了艺术的原创性和想象力。第三条道路的艺术实践主要来自更年轻的一辈,他们不看重发展组织的规模,更喜欢轻松一点、没有系统性的组织方式。这些实践活动最初源于老师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例如香港艺术家白双全、程展纬便是这样的老师,之后,有更多的美术院校毕业生在业余时间开展类似的实践活动。梁展峰为观众播放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艺术实践项目的视频,其中一个展示了2009年一群大学生在闹市区租下一个停车位,并盖上草皮,在上面享受野餐以及与管理者之间发生的矛盾。类似的艺术实践旨在探索公共空间重新规划的可能性,期待在这个被高度管理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发生形态各异的文艺活动,在传统艺术活动空间之外,探索更多的使用权力和想象力。

最后的讨论环节中,几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小组共同探讨了地域和文化差异对于他们的集体创作构成的影响,以及随着城市的变迁,集体创作所发生的变化。

文/黄碧赫
图/胡志恒、全晶
编/张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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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的过剩乌托邦——“集体之眼”国际研讨会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