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1日下午，“‘集体之眼’——文化差异背景下的集体主观性及其美学”国际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继续火热进行，围绕“集体的过剩乌托邦”这一议题展开两场主题演讲及三场对话讨论，将整个研讨会推向一个高潮。
下午的研讨会在欧宁“作为现实性乌托邦的集体主义”的主题演讲中拉开序幕。欧宁是中国非常积极的文化活动家，曾创建和管理独立电影和影像创作组织——缘影会，作为出版人，创办《北京新声》、《天南》等书刊；作为策展人，曾策划大声展、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等大型展览。2011年，他建立碧山共同体计划，在乡村探索如何建设自己的“乌托邦”。欧宁在演讲中主要讲到他对于“集体主义”和“乌托邦”的概念性思考，此外结合他建立的“碧山计划”讲述“乌托邦”从概念到实践的操作过程。
欧宁认为集体主义是人类作为社会群居共同体的自然趋势，但集体主义并不意味这个人价值的淹没，而应该是强调个人价值的同时，彰显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乌托邦是一个美好的乌有之乡，但同时也是可实践的，但将它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方式来讨论时，就与政治代理密不分可。政党是政治代理的一种形式，也是今天最流行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已经出现危机，当政治代理代表不了自己的时候，民主就会出现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有知识分子提出“公民社会”概念，NGO就是典型代表，但现在发现NGO也变得公司化、层级化、官僚化，“公民社会”概念也开始出现危机。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场域”概念也是一个良好的愿景，因为没有发现驱动普通人参与公共议题的动力。欧宁还提到澳洲一位教授提出的“非正常生活政治”概念，这是一种利用民间民力和民智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方式，该教授还把“碧山计划”作为一个个案放在他的研究框架下，欧宁认为这种有别于党派政治、公民社会、公共场域的新模式比较准确地界定了他在碧山所做的一些事情。基于对以上政治现实的探索，也有人探索一种另类政治的可能，有一种就可以称之为乌托邦，那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国度，其实所有的乌托邦想象都是出于对现实的批判。随后，欧宁简要描述了西方对于乌托邦的一些思考与探索，比如托马斯的空想乌托邦，欧文、梭罗的乌托邦实践。
基于以前一些乌托邦想象、实践，碧山计划尝试在现实中实践实现，欧宁谈到目前这个计划在文化生产和美学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2011年在碧山村购置一所空置的房子成立起水牛学院，大量的艺术家、建筑师、作家、电影人参与其中与当地农民一起合作完成一些文化项目。此外，碧山计划还组织了一系列离地展览，通过这些展览把他们的实践成果推向外界，并吸纳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比如在广州时代美术馆、成都双年展、东亚建筑展中的展览项目。碧山计划还邀请先锋书店加入其中，这也加重了文创产业在这个项目中的比重。此外，碧山计划今年还在筹划发行社区货币的计划，在一些欠发达的历史社区，很多人的劳动技能已经过时，没法在当下大的生产消费系统中获得工作，通过发行社区货币可以让这些技能或者资源在社区内重新获得交换。
欧宁提到进行这个计划会碰到很多障碍和困难，但每次新的进步或成果都能获得一些勇气，同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对农村有好的理解。
史蒂芬·怀特（Stephen Wright）是加拿大艺术作家，着眼研究使用者政治，尤其是集体、跨学科实践语境下艺术的协同作用。他在“集体意识下的使用者趋势——使用者3.0”演讲中首先就提出一个观点，现在艺术家会花很多时间在创作环境上，甚至超过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本身，而且会与艺术市场的参与者结合起来，联手共同创造一个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艺术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更可以繁荣发展。但对于这个主流的艺术世界，很多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抵抗与不满，他们更想提出自己新型的艺术世界。
史蒂芬·怀特（Stephen Wright）还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理论家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但都是无序的、随性的发挥，到现在就开始有一些归纳法，要开发一些新的语言体系，要重新思考这些词怎么使用，这也是现在很多学者感兴趣的一个领域。重新归纳调整这个语言“工具箱”不是一个艺术家能够单枪匹马完成的工作，这需要一个团体，需要合力协作。在艺术领域，作为艺术家可以思考用什么样的语言框架，决定我们的艺术怎么被讨论，怎么被批判，这在当代欧洲社会，这种认知已经很成功。
对于艺术的使用，史蒂芬·怀特认为观众是至关重要的，当艺术被视为艺术被放在客观的观众框架里，这是一种无关宗教或政治的独立的观看，在这些条件下，艺术百分百就是艺术。把艺术当作艺术，就是把一个物体置于有用和无用之间，就是要否定它的功能性。一件木板油画，要体现艺术的价值，要使用“艺术”这一概念，不光要取代观众的作用，还要打破劳动和功能的矛盾关系，“使用”这一概念也是可以被取代的，一些艺术小组想打破分工的制度，其实是在追求一种新的使用概念，他们想创作一种新的团体使用制度。
我们一般不会说我是一个艺术的使用者，而更容易说我是一个图书馆的使用者，史蒂芬·怀特认为使用者这个身份关系到内在的一些利益，公共者认为使用者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同时使用者还对所有者这个概念作出挑战。因此，史蒂芬·怀特认为“使用者”这个概念是双刃剑，也许某种程度上专家还是对的，因为使用者还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他本身就涉及到利益；但是他脚踏实地追逐一些客观利益，这是正确的。
在两场精彩的专题演讲之后，是三场激烈的嘉宾辩论对话，欧宁、罗宾·卡恩（Robin Kahn）、梁展峰、邱志杰、鲍栋、孙原、彭禹、史蒂芬·怀特（Stephen Wright）等嘉宾就“集体的社会干预”、“策展人视角审视艺术小组”、“集体对艺术界未来的影响”主题各抒己见，表达各自的研究认识。
在“集体的社会干预”这场对话讨论中，主持人海因茨-诺贝尔特·约克斯（Heinz-Norbert Jocks）一开始就抛出一个问题，欧宁发起的碧山计划会给历史社区带入一些新的东西，但同时怎么正视社区旧的文化，并怎么处理其中的新旧文化关系？欧宁提到，当进入一个新社区的时候，首先就要通过官方描述和民间口述了解这个社区的历史。而且与当地人交往时，需要以一种平等的关系进行。对于历史保护，欧宁认为不宜过度宣扬，因为社区的衰败是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是与社会结构变化紧密关联的，所有老的都要保护，这是比较幼稚的一个姿态，而且进行保护时，也需要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现实生活、利益关系、思想意识。
随后还讨论到集体与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否需要更多的集体来保持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罗宾·卡恩（Robin Kahn）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够推动自己的创作，当然这也只是他的个人选择。
策展人这个角色是一直在变化的，艺术集体中策展人的角色、作用是什么？策展人与艺术小组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邱志杰笑称策展人在面对艺术小组时最大的压力是经费，很明显就是一个人的差旅费要变成好几个人的。当然，也有不少艺术小组是策展人直接促成的。鲍栋指出艺术小组的成立其实是一种资源优化的行为，很多艺术群体个人的声音可能是会被淹没的，高名潞也研究过这个话题，他觉得个人在一个群体中的时候是更自由的，会有一种归属感。鲍栋还提到2008年以后很多艺术小组是匿名的，小组实际上是为了产生合作的必要，而不是只为一种资源共享的抱团取暖。同时很多艺术家既是个体艺术家，也在艺术小组中，这也说明中国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同时，邱志杰和鲍栋也谈到策划艺术小组展览时的一些具体实践，比如鲍栋曾策划关于自我组织机构的展览，自我组织机构并不等于艺术小组，但也是一种群体的实践方法，而且在展览过程中，还尽量避免传统意义策展人对艺术的干涉。在策展人与艺术小组的展览关系中，观众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策展人是想把当代的艺术作品放在一个更庞大的语境里，而策展人与艺术小组的合作中，他们需要确保他们的合作与观众有一个非常顺畅的沟通。
在最后“集体对艺术界未来的影响”辩论中，嘉宾首先对艺术小组的定义展开讨论。孙原首先提出几种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小组形式：江湖感情基础的小组、有经济雇佣关系的小组、有亲缘关系的小组，真正严格意义的小组需要面对个体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鲍栋认同了这一观点，并提到小组成员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时候是有缺陷的，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在谈到集体对艺术界未来影响时，彭禹提到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组成一个小组，当艺术家选择这种方式时，他想得到的是找到自我位置，更好的与这个社会发生关系。在当下及未来，艺术小组是一个国际话题，至于艺术小组与社会空间的关系，鲍栋将之比喻成插件，他们不再去创造一个庞大的系统，而是更加灵活、随机应变得与公共社会发生关系。
“集体之眼”国际研讨会关于“集体的过剩乌托邦”的讨论圆满结束，6月1日将开启同样精彩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国际讨论。
文/张文志
图/胡志恒、全晶
编/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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