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下午五点，“Frieze对话北京”系列活动第二场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报告厅举行。讲座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同时也是策展人、学者的高士明及艺术家汪建伟。本次主题“排演与事件”缘起于高士明在2010年策划的上海双年展“巡回排演”；而热衷于探索多媒体戏剧艺术的汪建伟，“排演”必然是其工作中很重要的方面。

“排演就是让事物始终处于进程之中”

谈话开始，高士明首先由前一场讨论关于“哲学与艺术家的关系”话题引入。他认为，无论是哲学家、艺术家、策展人还是画廊经纪人、教授等，实际上都是临时的身份和社会角色。而本次对话讨论的“排演”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让我们能够走出这种临时性的社会位置和角色。每个人除了作为自我的存在，在自我内部都有无数种机制在起作用，我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反之我们是被各种各样的艺术系统、教育系统、商业系统、消费系统所建构。而当代哲学、当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把我们从作为某个身份的意义上解放出来。

汪建伟也解释了自己对“排演”主题的看法。他说到，当艺术家工作开始的时候，对某种还没到来的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比如“未来”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们对未来的所有设想都是今天所做出的判断。对一个尚未到来的事物，却用现在已知的进行判断，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汪建伟谈到了自己2011年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黄灯》，在他看来，“黄灯”是一个时间概念。在同样的时间里，当一个事物呈现某种形式的时候，它一定还保持着能够以另外方式存在的形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从一开始就要接受矛盾体的真实性，而且不是只选择矛盾体的某一方，这个矛盾体应该包含偶然性和必然性。汪建伟在2013年长征空间的个展《骰子一掷》，仍然也是在关注时间的问题，这个时间是把必然性想象和偶然性想象放置思考的过程。因而艺术家的工作应该是在一种非常不干净、非常拖泥带水、非常不可能纯粹的情况下开始，这就是工作进程的开始，而这其实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起点。“处于进程中的事物是不可重复的”，这种不可重复的形式如何展示，就是“排演”所要解决的问题。“排演”不断地坚持创造可能性，不断地创造新的可能性，就像“骰子一掷”一样：它不完全都是偶然的，但同时包含偶然。

19世纪法国诗人马拉美说过“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爱因斯坦也说过“上帝不会掷骰子”，两句话连在一起会发现许多人把“偶然性”神学化了。在高士明的理解看来，“排演”是从“无常”开始。现在的艺术家会假设自己进行一种“创世纪”般的工作，好像时间会从自己设定的时间开始。

“用电影的方式做戏剧”

高士明谈到，汪建伟在以往的创作中，往往是擅于用“戏剧的方式做电影”，而现在开始尝试用“电影的方式来做戏剧”。汪建伟表示，自己以前影像的产生完全是对戏剧的记录，这需要经过反复的排演，提供一个无人观看的空间，每次采用三到四个机位同时记录，而且从来不喊停。而现在他开始尝试相反的方式，汪建伟进一步解释道，“把看起来有方向事情，通过无数次的切断之后，这个方向还在不在？”这个灵感来自古希腊数学家芝诺的“飞矢不动”，汪建伟在2006年也根据此呈现了个展《飞鸟不动》。另一方面，人们总把影像认为是写作的方式，这个“写作”就包含了艺术家或者说某种思想过多的支配了这支“笔”，其实“笔”本身也应有它独立的位置——“笔”应该不知道影像的内容。汪建伟认为，做影像并不是制造一种影像奇观，追求去拍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而这种“不一样”是否直接导致意义？

高士明在最后补充到，关于用“电影的方式做戏剧”，这并不是跨界的问题。“旧的电影是用多个角度来展示情节，新的电影是用多个故事来呈现角度。”这里面的“多个故事”，就和本次讨论的“事件”有关。

“处于进程中的事物是不可重复的”

汪建伟认为“事件”对艺术家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困难，这种“困难”是具体的：这种困难是昨天没发生，今天发生了，而今天发生的这种困难对于明天来说是没有用的。因此汪建伟说，“处于进程中的事物是不可重复的。”排演使得这种不可能重复的形式产生，但又促使其成为一种形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风格化”。

高士明谈到了两部电影，一个是英格玛·伯格曼的《排演之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摄影棚之外；另外一部是费里尼的《八部半》,在影片结尾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全部上台一起狂欢。高士明说到，实际上我们认为真实的那个世界是在表演，反过来在表演的现场去重新构造行动。无论是戏剧还是电影，只要一开机，摄像机前的所有行动都变成景观。而如何通过“景观”去克服“景观”，这是“排演”的核心意义，也是我们通过“排演”重新唤起和激发进入“事件”的意义。

这场对话，是基于双方长期的思考与交流的碰撞，不管是身为学者、策展人的高士明，还是被称为“艺术界中的哲学家”的汪建伟，皆用其独特的经验对“排演与事件”的主题在艺术中的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诠释。

文/林佳斌
编/朱莉
图/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