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2日晚七点，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走进图书馆”系列讲座之第十四期，其主题为“‘管’与‘豹’——东京艺大美术馆藏西汉车盖杠金错铜管的观察与思考”，主讲人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主任郑岩教授。本次讲座主要就1927年以前朝鲜平安南道大同西汉乐浪郡出土的车盖杠金错铜管讲述主讲人对此物的一些看法，以及对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方法。

郑教授首先以1965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三盘山122号墓出土西汉金错狩猎纹铜管引入，粗略介绍了该铜管的纹样：铜管分上下四节，错金银，嵌绿松石，由四部分不同的纹样组成，并明确介绍了盖杠在古代马车中的位置，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睥睨”，但因存在争议，因此本文中皆按郑岩教授采取的传统名称“铜管”。紧接着，郑教授又分析了其他两件相对不著名的铜管，分别是Miho藏品、日本永青文库藏品。

主讲人首先介绍东京艺大美术馆藏西汉车盖杠金错铜管在学术史上的产生背景。以刘敦愿先生《西汉动物画中的杰作——定县出土金错狩猎纹铜车饰画像》、巫鸿先生《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祥瑞”图像》及郑涞明教授《定州三盘山错金银铜车铤纹饰内容分析》着手，虽然各自的观点立场不同，但基本方法是类似的，即都把这些车饰纹样进行展开当做绘画进行研究。郑教授并非反对这一研究的正确性，而是按照器物的研究方式、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其合理性。

郑岩教授在东京艺大仔细观察并研究这一铜管时萌生了新的想法。人们若想看清铜管全貌，必须使用放大镜转动着看，但由于当时科技的限制，作为马车上的一部分，且如此的小巧，人们只能模糊地看到管子的一个侧面，那么当时的人创作出如此精美的管子又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呢？这种铜管是以纯欣赏目的存在还是作为某种承载存在？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谈及“巧术人”，他们制作出来的小而精巧之物实为无用，然而以一种非固态的方式观看却是令统治者大喜。他认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尚：不以实用为目的，亦无关于礼制，以纯欣赏为目的。他也从此联想到此种器物的出现是否与统治者的喜好存在关联。同时，他也提出美术史家在看到类似器物时从绘画的角度着手分析实则是存在问题的，忽略了古代“巧术人”同时作为“思想者”的双重身份。为什么在今天看来美术史上如此重要的艺术作品而在古代却遭到诸子的批判呢？

《老子》中言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讷”，而东京艺大所藏的铜管将实用器、欣赏器合二为一，诸子所说的“巧”与“拙”、“文”与“质”的区别对待实际上消失了吗？该铜管精雕细琢，上饰有云纹等西汉常用纹样，且马车作为一种或礼仪的正式场合出现，并且由于空间原因，人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个侧面，或许铜管与当时对神仙的向往与敬畏有关。假如说“汉承秦制”，西汉审美追求亦继承秦代，人们制造出如此精美实而无用的艺术品即有据可解了。郑岩教授认为这其实代表着西汉的社会审美风尚以及宗教信仰。

郑岩教授提到，对于某一器物的出土，一般考古学家从技术、材质、器物形制等角度研究，美术史家从图像题材、风格、功能、意义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历史学家、思想家则致力于器物背后所蕴含的礼制、宗教、道德、言论 等等，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志在“分离”某器物。但实际上，各方向环环相扣，织成细密的网络，人们不该局限于自身的研究方向，或许诸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可以在这三层层面上寻求一种综合的方式全面地解读一切艺术作品。

最后，郑教授以“管中窥豹”作结，提出美术史的研究不能照着如此套路走，而应该从全新的角度进行再解读。虽然关于铜管所引发的新的美术史研究立足点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但皆未得到解决，旨在提醒广大师生在做研究时多加注意。

Q&A

1、1965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三盘山122号墓出土西汉金错狩猎纹铜管纹样上出现了大象，大象是佛教的圣物，但根据记载当时印度佛教并未传入中国，那么该大象纹样是怎么出现的？与佛教又存在什么关系？

郑：据文献记载，西汉时期大象作为一种纹样存在多种器物之上，且当时佛教未传入中国，所以此时的大象可谓与佛教并不存在某种联系。

2、错金银器实际上是以金包裹着青铜，内在依然是青铜，现在我们看到的青铜器都是青色的，且当时的“金”字意指青铜器，是否可以认为青铜器本身就是金色的呢？之所以错金银，是要防止其氧化呢？

答：青铜是一种锡铅合金，从材料角度来看，青铜器并非金色。但究“金”字意，是可以重新进行研究的。

文/郑丽君
图/全晶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