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5日下午两点，丹麦国家美术馆馆长米格尔·伯格（Mikkel Bogh）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展开演讲，主题为“变化的主题：1960及1970年代中比杨•诺格与其艺术圈”（Changing Subject: Bjorn Norgaard and his Circles in 1960s and 1970s）。“subject＂在此既可作为一项主题，亦可视之为主观性──人类看待世界的主观角度。本演讲上半场，米格尔·伯格关注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对于艺术世界的影响。后半场则聚焦这种变化如何反应于比杨．诺格及周遭艺术家的作品中。

欧洲在二战之后处于瘫痪状态，包含社会、经济等方面。美国经济提升，中产阶级崛起，二者形成强烈对比。其时，美国忧惧欧洲因困窘而转向支持共产主义，因而协助欧洲人脱离贫穷，提供大量经济资助，如马歇尔计划，同时在广告宣传中为欧洲人建立典型核心家庭的想象。1950至1960年代间，随着经济复苏，不少国家发展成福利国家，当时的宣传品由人们围绕着家人，转向成围绕着消费品的图像，意味当个体消费越多，将越发幸福。此外，市场劳动力的需求伴随工业发展而提升，原先“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概念已不再适合于社会，急需另一新家庭结构与概念；工业发展同时要求更高的技术，对于教育水平亦有了更迫切的需要，大学于此环境中逐渐扩增而普及。

二战后，欧洲面临新群体的各种需求，在更多消费品的、更多更灵活劳动力的需求中，产生了对于更多公民权力的渴切。女性及学生释放了新力量至社会中，推动一波波争取自身权益的女性主义，或是批判民主进程的学生运动。1960年代，欧洲诸多大学生们皆在街上游行，包括丹麦，他们反对僵化的大学体制与社会阶层，亦不满于参与程度不足的议会。这些运动对于艺术的启发，主要体现在民主进程的批判之上，学生、女性、少数族群、前殖民地的人民，以及艺术家，皆开始反思“我们的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它是否能代表所有人民的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期望人们更深刻地参与并思考自己及集体的社会与生活，该议题严峻地挑战了急需更加多元化的主流社会。

另一连串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起源于越战，这是第一场人们能够透过电视直播看见的战争，亦是场图像之战，士兵得以通过媒体技术将战场上的事件向西方社会传播。恰恰是这些意图展现士兵的英勇形象的图像，激起人们对于毫无意义的战争的厌倦与恐惧，对于社会的不满与反抗。

于此大环境中，当时少数的艺术家提出新问题，尝试新创作，诺格即是其一。米格尔·伯格为艺术思想带来的变化，归结出以下特点：一，艺术家的身分，从对于自身艺术创作及技巧掌握的大师，转变为活在时空之下非常脆弱的个体。二，艺术由完成性转向持续性的工作。三，创作媒材上，由精致艺术中的青铜、油彩、大理石，转向极便宜的材料，如塑料、金属线、铁丝、纺织品、身体或空间。四，由个人创作作品转向集体参与。即是，艺术家不仅绘画新主题，绘画的方式、结构亦在寻找新的主观性的过程中被改变，艺术不再如同过往全然依据作者自身的想法，而是更关心创造活动是否具备创新性。

诺格在1960年代的作品中，体现他直接处理材料的兴趣，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材料，令观者在第一眼看到它时，即知道它是如何被制造而成的。他藉此说明，人人皆是艺术家，具备进行创作的可能性，无需极高的艺术教育、先进的科学技术或昂贵的创作材料。70年代，他一方面持续反思越战的相关主题，同时开始对于建筑学感兴趣，例如他在《建筑学的讲座》中，表达建筑与人体的关系。同时，他开始以现代的方式引入传统元素，鼓励艺术家以自己的方法更自由地重塑传统，并探索后现代创作如何更适当地融合不同文化。

其他作者中，另有如Bruce Nauman 在＂Playing a Note on the Violin While I Walk Around the Studio＂，不是展现工作室中的艺术家或雕塑家，仅是在那空间中活动，测试身体极限的自己；与诺格一起做行为艺术的Joseph Bouis，则思考如何将政治元素添加至作品中，以及能否兼容不同文化之下的图景。面对同时代的艺术家，诺格能够怀疑他人的理念是否正确，并重新思考艺术家真正的作用，认为无论如何创作，作者皆是处于某一特定环境之中的，亦可视为自身的历史。综而言之，诺格与其周遭的艺术家们，强调文化及个人社会身分，皆非固定不变的事物，而是于不断重试、协商、开放的过程中，逐渐生成。

文/陈雯柔
图/全晶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