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晚六点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已坐满了观众。斯坦福大学教授、亚洲艺术史专家文以诚（Richard Vinograd）在美院开讲“清代的相遇空间与视觉工具”。

讲座开始，文以诚表示他所要讲述的是“空间的相遇”，这个空间是指物质的空间、媒介的空间，如一幅画，一件作品，有的时候也是想象的空间。文以诚以一张清代承德避暑山庄场景绘画为开端，展示了当年蒙古贵族拜见清朝皇帝的外交场合。文以诚认为，避暑山庄是一个结合了各式各样元素的建筑，其本身是清朝统治者民族地理的家乡，建筑风格中有中国南方亭子的元素，有蒙古甚至是西藏的元素，而亭子、塔则有佛家建筑元素。避暑山庄展现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还包含了外交空间、代表性的空间内涵，体现了清朝不同文化的纬度及亚洲内部国与国文化的交融，清朝与蒙古、西藏、韩国，各式各样的文化相遇。

接而文以诚列举大量的例子如英国皇家植物园、带有插画的书籍、纺织物、瓷器等，分析了中国和欧洲的交流所带来的元素：园林的混合风格、中西结合地利用视觉艺术体现戏剧冲突和空间效果。如一批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瓷器，盘子外围的设计图案描绘了许多郁金香，这是为了针对荷兰和北欧当时的郁金香热而设计的。文以诚说，“这些图案与现代荷兰的生活和文化有共鸣之处，这件作品不仅仅作为门户，更作为一面镜子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相似。” 当时许多作品大量的进行中欧流传，中国的作品流传到欧洲，欧洲进行仿制，反过来中国的艺术品也融入了欧洲的风格；一个18世纪中国宫廷设计的瓷器，上面可以明显看到欧洲传教士装饰工艺风格，瓷器上显示的珐琅质，还有金属的装置都说明了这一点。瓷瓶上描述一男子与一少女交谈，不远处男子的羊群正在吃草，这是典型欧洲文化的反映。此外还有其他的欧洲元素，如塔上的建筑，瓶上的颜色等都是欧洲文化的显示。文以诚进一步说明，这瓷器本身就是东西方艺术元素的融合，瓶的器型、鸟的图案、梅花花纹、镶嵌的龙把手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象征符号。文以诚认为，这样一个非常精细的瓷器却展现了风格上的不和谐，其实这反映了在当时文化时代中，工匠会把他们所熟知流行的各式各样图形元素全部融合在一起，并没有考虑其中的和谐性。文以诚说，“这一类可移动、可运输的物体，它们的材料本身也反映了文化的交织和交融。”

像前面提过的容器、花瓶等物品，是作为一种可以触摸、看见、运输的传播媒介，构成的一种传播的“文化容器”。19世纪随着照相技术的兴起，照相技术取代了这种“文化容器”成为当时传播的主要媒介。文以诚说，“照相这种技术可称之为远距离的手段，其把摄影师的眼睛和观众的眼睛联系到一起。”文以诚展示了一副旧照片，画面主题看似极为简单——一个清代画家在他的画板前绘画。文以诚表示，这幅作品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但其涉及到“作品本身的中国画家进行另外一幅肖像绘画”，及“摄影师拍照与他的受众”这样的复杂关系。照片的受众是欧洲摄影师，画中的中国画家正在临摹欧洲的原作，他是完全按照欧洲要求进行创作的，文以诚笑称，这与美术馆目前展示的“破门而出：师传与模仿”展览的主题是一致的——中国画家正在模仿复制一幅欧洲油画，当时欧洲代表性的技术就是油画，很多人认为油画这种艺术媒介，远远高于机械性照片的拍摄。文以诚说，“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矛盾，作为作品的作者，这名欧洲摄影师非常机械性的拍照，而被拍的画家拥有更高一层的复制，就是对油画的复制。”

文以诚为在场观众展示另一幅康熙时期创作的油画，描绘当时一群妇女在梧桐树下的情景。文以诚认为，这幅画本身不是通过机械性的影像制作出来的，其反应了其他视觉艺术的元素。画中体现到当时欧洲艺术文化，如油画作为创作的媒介，光和影的处理，还有构图方面的元素；但这之中也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的象征，如汉族的女性，画中人穿的服饰，还有梧桐树等。整幅画极好的成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在讲座尾声阶段，文以诚接受了许多观众的提问。面对观众提出的关于西方绘画对中国“影”的影响，欧洲如何定位中国形象，中国文人士大夫对西方绘画的吸纳或抵制问题等进行了探讨。文以诚最后表示，关于今晚的讲座他想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相遇的融合”，或者是“混杂艺术创作的体现”，欧洲艺术与其他的文化的融合，不能剥离“复制与模仿”的主题和理念。总的来说，这个是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创作的源头，也是技术的融合和混杂，这对于当时的背景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意义，正是本次讲座试图带给大家的思考。

文/林佳斌
图/全晶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