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下午，今日美术馆2号馆举办《现代性的传递与变异：三个亚洲案例》文献展。本次展览是中央美术学院与德国ZKM媒体与艺术中心合作研究项目《从现代化到全球化》在亚洲巡展的第一站，展览主要着眼于三位在亚洲艺术现代性进程中标杆性文化人物——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潘天寿、日本的东山魁夷，考察其最初的民族文化启蒙、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思考、以及对民族传统现代化之路的不同判断。

下午三时，开幕式准时召开。策展人徐佳，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远，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谢小凡，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刘咏梅，展览学术顾问潘公凯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丁，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策展人彭峰，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等皆出席了展览开幕，并发表致辞。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苏新平随后也出席展览，进行参观。

王镛在开幕致辞表示，现代性是当代学术界的关注的焦点，对西方的现代性继承在东方国家有着类似的线索。本次展览选择了在传统向现代性转变中的三位代表艺术家——泰戈尔、潘天寿和东山魁夷都是非常典型的，他们探索东方艺术独特的现代性道路的经验，对当代仍是有很大的启示。

潘公凯首先介绍了本次展览的背景。两年前与西方艺术史专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一次交流，双方萌生了共同建立对当代性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课题。经过多番讨论达成了共识：若要研究当下和未来全球化下的多元的文化形态和艺术形态，必须先把过去的历史进行回顾梳理，而这其中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后发达国家的艺术转型问题上。潘公凯表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全世界都较为薄弱。虽然现代性研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科学术界的第一大论题，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思想家都会涉及到现代性的问题，但这都是属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对其他类型国家的关注是非常有限的。潘公凯教授说，“不发达国家的问题需要自己国家进行研究解决，这也是我做‘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的初衷。”他表示，展览呈现亚洲国家艺术面临西方现代性影响下的艰苦转型之路，而本次展览是此次课题展示结果的第一站，之后会将展览持续下去。

开幕式结束之后，策展人徐佳对展览进行了导览讲解。展览选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这一西方文化东进的关键时代，以大量史实资料以及文化研究，借助于个案研究以及相关史料分析，在解决现代性的亚洲嬗变过程中，为当下“全球当代”的艺术形态寻找并解析源头。

据徐佳介绍，展览按年龄进行排序分为三个展厅，详细地对三名艺术家进行个案分析。在三个展厅内容又被一条共同的线索串联——并不是关注他们如何学画或者是艺术风格如何，而是通过对艺术家的创作梳理去关注一个共同问题，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崛起东方没落的大背景之下，西方扩展的现代性是如何传入亚洲。虽然传入的方式不同，传入之后的反应、与西方的互动、各自采取的措施等方式都不一样，但这些亚洲国家面对的都是要解决同一个问题——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性。从东山魁夷的个案，或可体现“日本画”这一看似与欧美现代主义流派不大有直接关联的东方绘画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文化环境中，与西方现代性的传递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它的生成创意，正是现代性传递过程中与本土传统产生复杂反应的结果；印度方面，泰戈尔比他的同辈人对于印度文化有着更深刻热烈的感情，也对西方的传统与现代文化更深入广泛的了解，由此不能满意当时印度艺术对于西方的僵化因袭与对传统皮毛的矫饰呈现，而试图以“大破坏”来激活印度艺术；中国艺术家潘天寿，对于中西“混交”，原本乐见其成，然而经历过杭州艺专取消“中国画科”事件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改彩墨系”事件，他显然体会到中西“混交”在当时给中国画带来的“自我取消”之压力，遂提出“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主张，作为对同代文化人的“全盘西化”与“中西融合”主张的反思与再平衡。

总之，该项目试图以此呈现西方现代性在传入亚洲继发现代性国家后的多元变异，而这，恰恰是当下所谓“全球当代”艺术形态的源头。

本次展览包括六件潘天寿代表作原作，展览会持续到2014年12月27日。

文、图/林佳斌
编/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