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9日晚上7点，中央美术学院“走进图书馆”系列讲座第二十期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报告厅如期开讲，本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主办，人文学院“艺文志论坛”及佳作书局联合承办。讲座主题为“唐代行政与书法”，主讲人是意大利那波里东方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员毕罗博士（Dr.Pietro De Laurentis）。

讲座开始，毕罗博士大致介绍了中国书法的研究现状和相关专著与论文，他认为在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中，对书法与书法史的研究比较少，他接着提出汉字与书法的界限问题，并笑言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凡是用毛笔写的字都是书法。

毕罗博士说到唐代是书法的隆盛时期，楷书成熟于唐代，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写到“中王楷书脱胎于行书，作为碑刻上的正体来使用，结构和笔法都有不够庄严稳重的地方。南北朝人已经为了这个原因，对中王楷书作了一些改造。不过直到唐初的欧阳询，才较好地完成了这项改造工作。因此也有人认为楷书到唐初才真正成熟。”而唐楷字体也极大影响了现在的印刷字体设计。唐代亦是中国历史当中石刻文献最丰富精彩的时期。根据美国学者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的大致统计，从秦到六朝（公元前221-589）石刻总量约1700件，唐代10000件，宋代约3000件，从辽到元（916-1368）约2000件，明清（1368-1911）约为3600件。

唐代书法之隆盛也体现在对书法文献的整理上。除了萧子显的《南齐书》收录王僧虔的《论书》，魏收的《魏书》收录江式的《论书表》以外，其他中古时期书法文献都是经过唐代官方或私人的编纂，基本上也都载于唐代时期的史书、类书、专辑等著作之中。欧阳修有言“书之盛莫盛于唐”，8世纪的窦臮在《述书赋》中亦有“碑版峥嵘”之语。

在唐代的官员中，书手、经生、搨书手这些从事书写的官员占有一定比例，在《唐六典》中有关于它们的详细记载，如《冯承素墓志》中的冯承素就是一个有名的搨书手。从现存的碑刻来看，《李建成墓志》体现了唐代一种官方正式的隶书规范，《昭仁寺碑》是具有代表性的初唐楷书风格，体现了当时对形体规范的高要求，《郑观音墓志》亦是当时规范的楷书体现。官吏书法与教育系统相关，古代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主要依靠教育系统传达。唐代科举是当官的重要途径，对行政的影响很大。唐代设立许多中央学校，其中崇文馆、弘文馆既有教育又有编纂的功能，甚至专门培养喜爱书法的学生。《阎泰墓志》作为在弘文馆学习的学生真迹可以作为其书法教学发达的直接证据。随后毕罗博士解释了“书学”的多重含义，其中既包含书法学习之意也有辞源学的含义等。唐代所设立的“书学”机构亦有字体教学功能。此外，在唐代的宫廷教育中亦对书法有很大重视，而科举考试中也明确要求“楷法逎美”。

在唐代的文化环境中，“书写”不但是个人抒情表现的“文字的艺术”——通常称之为“小道”；同时书写得体精美更是文人素质的基本条件，可以作为“有文德之人”具有道德修养的主要象征之一。毕罗博士以窦臮《述书赋》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次讲座的结束——“虽六艺之末节曰书，而四民之首曰士；书资士以为用，士假书而有始。”

文/张弛
图/林佳斌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