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2日下午2点，阿瑟•丹托国际学术研讨会“艺术品：从物品到理论”第二场主题讨论继续进行，本场讨论主题为“丹托艺术哲学——如何理解‘艺术的终结’”，研讨主持由翻译过“丹托三部曲”的清华大学艺术史论系系主任陈岸瑛担任，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教授Mary Wiseman、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艺术系教授Thomas Rose、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彭锋分别作主题发言。三位发言人对于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都分别做了鞭辟入里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最新见解，最后三人就后现代艺术相关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式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陈岸瑛：丹托的多重身份

陈岸瑛介绍丹托不仅是一名艺术史学家、艺术批评人士，还是策展人、哲学家。多重的身份背后是多维的思考。在他提出艺术终结论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尝试用艺术史的角度来解释或者挑战丹托，但是丹托却以“我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来回应。于是艺术终结论问题更为复杂，也更激起了人们反驳他的欲望，在不停的争论中就形成了丹托的重要性。在陈个人看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丹托去世的这段时期，是丹托的理论“经典时期”，这时期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当代艺术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各有特色，当代艺术的发展路径也十分不同，而把丹托作为一个节点引进到中国语境下的讨论，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Mary Wiseman：布里洛盒子不是个盒子

Wiseman教授针对艺术品定义的问题，提出了丹托的一个观点：艺术可以是任何东西。它不再限制于架上绘画，也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表现形式。她还举出从乔托到马奈，从埃及到罗马的例子，说明在艺术史上，风格总是在不停变幻的。到了后现代，艺术发展出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形式：观念。

从前对于艺术的定义是“模仿自然的技艺”，而从19世纪晚期开始，艺术开始自我觉醒，不再是对自然单纯的模仿，而侧重于艺术的个性表达，此时各种流派和思潮涌现。艺术发展到现当代后，表达就更加多元化。以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为例，它原本只是超市里普通的一个盒子，在经过安迪•沃霍尔之手后却能称之为艺术。此时的艺术和其它的人类活动又有什么不同呢？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观念。

Wiseman教授还提出，不论艺术的定义如何改变，有五个基本特性是不变的：第一，艺术品有一个主题；第二，它包含着艺术家对主题的态度；第三，它使用某种隐语；第四，观者是艺术品构建的一部分主体，需要阐释隐语；第五，艺术品的创作总是离不开当时的艺术史大背景，即当时艺术史的阐释方式。

布里洛盒子也不是个放东西的盒子，而是艺术家观念的体现，是对于商品社会的某种讽喻。

Thomas Rose：布里洛盒子的哲学

Thomas Rose教授在艺术创作中受丹托的启发，在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上迈出了自己的一步。在丹托的理论中，艺术和哲学一样，是途径而不是目的。它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检测世界的途径，让人们不断提出新问题。艺术可以是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也可以是极为个人的体验表达，但无论怎样，它都和现实紧密相连。
布里洛盒子作为一件特殊的艺术“成”品，评论家们如果要给它找一个合理的解释，需要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艺术品与环境的关系这两方面着手。

彭锋：丹托看山水

彭峰教授在身份上和丹托有诸多相似之处，同为哲学家、美学家、策展人和艺术史学者。与前两位教授主要针对丹托理论的阐释不同，彭锋教授通过对丹托的跨文化解读，让“丹托变成了北京人”。

丹托提出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在后现代时期已经消失，但区别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以非外显的形式存在。丹托引用了“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三个阶段来说明对艺术史的理解，以及这种“非外显性”。彭峰教授则指出丹托其实对于这句古语有所误读，因为他把第二阶段的“山水”当作是被改变的“山水”。实际上改变的是人和观看方式，而不是山水。三个阶段中的观看方式分别概括为“see”，“see as”和“see in”。后现代艺术便处于第三个阶段。

此外，中国文人绘画与“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存在着跨越千年的相似点。文人画，是从再现/表现/创造等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的绘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丹托所说的后历史阶段的艺术，从功能中解放出来，更为私人化，也更自由。

但二者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丹托展望的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是观念艺术，关键在于哲学解释，可以称之为标记艺术。文人画是文人生活的踪迹，关键在于生命呈现，可以称之为在场艺术。标记艺术尽可能创造更新的词汇，并占有更多的词汇。在场艺术尽量占有更少的词汇以便将词汇变成存在，将能指变成所指。

在研讨会下半场，三位发言人和台下观众进行互动，就后现代艺术相关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其中，Wiseman教授强调，艺术是一种观点的表达方式，人们有话可说才有了艺术，直到真的无话可说那天，世界陷入一片沉寂，艺术才迎来了真正的死亡。现在我们所说的艺术终结，只是某种叙事方式的终结。彭锋教授则对看似自由的后现代艺术提出了见解，他认为让艺术解放，获得自由，不再作为政治、经济、宗教的传声筒，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还没有到达这种自由的境地。真正的自由来临时，正常的反应是畏惧。承担自由需要强大的人格，因为它同时意味着承担自由带来的一切后果。前所未有的路途，是未知的。未知，则畏惧。

文/潘晓华
图/杨延远、许帆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