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丹托国际学术研讨会——艺术品：从物品到理论”第三场于4月23日上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继续举行。本分场的主题为“丹托的艺术批评”，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军教授主持。参与本场讨论的嘉宾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研究员王春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博士以及来自西南大学文学院的张冰教授。

王春辰：艺术如何与哲学有关

王春辰首先分享了他在关注丹托过程中的理解及感受，他认为，丹托一再强调哲学对艺术有剥夺，其实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艺术改变了今天哲学研究的某些层面，并用当今中国的现状举例，指出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日益加深的模糊性也成为研究的焦点。此外，王春辰还提出中国的艺术史是否可从丹托的理论中抽离出来，并借鉴丹托的理论，成为一种独立的叙事模式。

王春辰继而分析了该如何应对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问题，并认为丹托并非将自己的艺术理论简单套用在艺术现象批评当中，如果“艺术的终结”的思维定式瓦解掉之后，艺术将更加鲜活，也不会因为现成品的出现而导致绘画价值的解构或衰落。丹托的研究是一个“相关性”(aboutness)的结构，他的“艺术界”，其实是具有开放性的。

王春辰认为正是艺术界限的模糊性才使得艺术与哲学之间形成复杂的关系，哲学可以帮助分辨、理解到底何为艺术。丹托的意义就在于向我们解释了艺术的现状，而非未来。丹托把哲学引入艺术的讨论中，具有建设性意义。

刘悦笛：哲学家的批评与批评家的哲学——丹托的“哲学——批评”之张力、悖论与得失

刘悦笛从更贴近哲学的角度来剖析哲学与批评的关系。他首先从2008年与丹托的对话及丹托的“三部曲”谈起，由此引发思考：怎样形成一个“哲学家的批评”？刘悦笛归纳出三种方式：其一，对分析哲学方法的一个自觉的运用；其二，丹托行动理论中“基本行动”（Basic Action）与“进一步行动”（Further Action）的哲学区分对艺术品与“不可分辨的对应物”（Indiscernible Counterpaert）的区分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三，丹托将艺术史叙事的理念横向移植到艺术史叙事当中，丰富了他对艺术史哲学的相关阐释。

之后，刘悦笛从相反的角度，继续探讨丹托是如何将批评哲学化。他介绍丹托受brillo box以及超长电影的启示，艺术品与平凡物的辨析成为丹托艺术批评时的潜在主题，并试图用美学来解释这一问题。然而反多元主义哲学化批评与多元主义“后历史的艺术”之间产生了矛盾。上升到哲学角度，就是丹托思想中“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难以调和的悖论。进而提出了对丹托的三点质疑：伴随着所谓“艺术史的终结”，是否会带来艺术批评的多元主义？丹托的批评是否偏离了批评的基本功能?批评与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为了哲学的批评，还是为批评的哲学？最后，刘悦笛落脚于丹托对晚期中国绘画的批评与另一种“中国艺术终结论”上，作为批评被哲学化的一个例证。

张冰：从文学的背景谈对丹托的一点意见

张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丹托及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被关注和研究的过程。首先陈述了她对丹托的理解。她认为丹托对艺术的关注和认知起源于布里洛盒子，同时也被这件作品束缚。而丹托在批评界地位的确立源于“艺术终结论”的有效性和冲击力。丹托的艺术定义让艺术品取消，后来某种程度上让他自己的定义变成了一种观念，艺术终结于对自身哲学本质的认识。然而，张冰继而指出，在理解“艺术的终结”时，可以回避消极的角度，选择积极的方面。丹托借助了黑格尔古典哲学的“历史主义”，最终达到在反本质主义时代如何达到本质主义的目的。

之后，张冰将话题引入到丹托在中国的接受。国内文学界最早接受艺术终结思想，但并非从丹托开始，直到2001年欧阳英翻译《艺术的终结》之后，丹托的思想才被迅速关注和广泛接受，之后才实现了从“文学危机”向“终结”的语汇转变，并指出导致这种偏差是因为文学其实是被排除在“艺术”的讨论范畴之外。最后，张冰联系当代艺术提出自己的思考，认为当代艺术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是却没有经历60年代艺术概念变化冲突带来的紧张感，因而也淡化了那种紧张感带来的危机感。

在下半场的讨论之中，主持人李军教授从丹托将现成品艺术品比喻为圣餐的观点切入，联系西方宗教绘画的视角设定，指出丹托对现成品的讨论与基督教中对圣餐、“Transfiguration”（基督变容）的表现方式有一致性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宗教式的方法放弃对艺术品视觉属性，使得艺术品失去界限，是丹托理论的一个潜在危机。由此话题开始，王春辰、刘悦笛、张冰以及Alex Alberrro、Marry、Thomas等学者继而从艺术体制、与宗教的关系、艺术中的自我意识、“Transfiguration”和“终结”等概念、理论批评在机制中的共谋等话题角度展开了激烈而精彩的讨论。

文/王雪迎
图/杨延远、许帆
编/张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