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7日下午两点半，台湾学者傅申于中央美术学院红椅子报告厅进行专题演讲，主题为“乾隆皇帝《御笔盘山图》与唐岱”。

研究聚焦于明清两代的傅申先生认为，二十年前清代宫廷艺术未受人们重视，收藏界也不愿购买乾隆的书画，其时台北故宫的研究员，尚且以讥笑讽刺的眼光看待乾隆如面条的书法，以及如打油诗的古典诗作；近年其作于拍卖市场的价格已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以他为研究对象。由于他并非诗人或鉴赏家，其努力却超越史上的诗书家，其诗书画作亦具有作为历史材料的研究价值，未来应得如红学之于红楼梦，将乾隆及其相关文物发展为一门“乾隆学”。

书画界历来视《御笔盘山图》为乾隆的重要作品，傅申先生经过多重比较与鉴定之后，得出“此画并非乾隆所作”的结论。并在演讲中抽丝剥茧地展开图像比对与推论。该研究透过深入个案分析的方式，在时代大风格中辨析个人风貌。《石渠宝笈》记有此画，其中，记载乾隆“属笔于四月上旬，成于七月上旬”，游历此山一次，便题一诗于画上。由画中可见，画面主体的上方钤有一印，印文为“静寄山庄”，另有多首题画诗，或大或小地占据留白的版面。静寄山庄为乾隆曾建私人行宫，位于今日天津市蓟县的盘山之上，位处北京与东林中间，自北京城出发至此约五日路程。今已不复见，旧址上仅存两口古井，山上满布松泉奇石，可见长城。

乾隆早年习画工笔花鸟，仿宋人，求逼真精工；书迹则深受《快雪时晴帖》影响。藉由参照目前已被断定为乾隆之作的其他作品，包括手卷、册页，知其登基之后，作为一位忙碌的皇帝，他仍多有临摹元明人之书画，用笔风格不似前期缜密，而是笔墨稚拙、皴法简单，追求率性自真，并充分体现于他的人物、山水、花鸟画作中。由此归纳，洞见了乾隆的行笔特色，并显着地说明用笔繁复，构图交错、树木参差的《御笔盘山图》，不应隶属于同一位作者。

如是，《御笔盘山图》真正的作者将是？傅申教授指出，当时宫廷画中，常见多位画师共同合作，或与皇帝合作完成一幅作品的现象，例如其时流行“画中有画”，画师画乾隆卧坐榻上观看自己的肖像图，后方屏风的山水则由乾隆亲笔完成。他举出其他亦归于乾隆名下，却不似其风格的多幅画作，与当时相关的宫廷画家交叉比对，并聚焦于山水画一类，检视这些画家的描绘山水的造型、皴法与构图，发现皆与《御笔盘山图》同样地构图繁复，应是跟随皇帝四方巡行时，为求纪录山川大景而作，其功能性远高于个人的抒情遣怀。

透过以上比较，发现唐岱之作中，山石具阴阳面、松树高而细长、树叶呈伞状，该特殊造型与《御笔盘山图》中的石木最为相似。唐岱习自王原祁，王原祁仿王蒙画山石之法，傅申从山水画的发展轨迹，比较其他署名为唐岱的作品，归纳其特殊符号──山石、松木的运用方式。

在谜底揭晓，得出结论之后，傅伸进一步列举出其时宫廷画师之间的合作具体情况，以对此画的现象作出更有力的证明。由纪录清画家一日工作内容的宫廷档案中，可知如乾隆所赏赞的郎世宁，工作量繁浩，常常仅亲笔完成一幅画中主要人物的面容，其余配景、山石则交付其他画工。郎世宁与唐岱常有合作，郎氏署名的人马画中，可见唐氏特殊的树石配景，其披麻皴较往日更为立体，则是受到郎氏的影响；此外，唐岱亦代郎世宁落“郎世宁”款。其他宫廷画家之作中，画内的远山树石亦见唐氏身影。

此类共同创作皆来自乾隆的指定，时而皇帝自身亦参与其中，例如，他曾起草一横批，并命唐岱将之放大成画。由此看待《御笔盘山图》中的作者谜题，足以说明，应是多次亲自游历盘山的乾隆所构想或提供山林的位置、格局等讯息，并由未曾亲临此地的唐岱实际执笔，故不见乾隆之笔墨，却是为二人合力之作。

此论为傅申先生早期的著作，透过一次个案分析，他向现场有志于从事书画鉴定的听众表示，画作之真伪乃是奠基于大量相关文献材料的阅读与整理，并应养成亲临博物馆，面对原作的习惯。计算机数据将提供研究者更大的可能性，然而透过计算机扫描的画作，却像“婚纱照中的新娘”，无法使人们准确地感受到原作的大小、质地、笔触，以及缘之而生的丰富意蕴。

文、图/陈雯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