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6日晚7点03分，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在北京家中安然逝世,享年92岁。廖静文192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管理员，1945年与徐悲鸿结婚，协助徐悲鸿工作并照顾其生活，直到1953年徐悲鸿突发脑溢血逝世。徐悲鸿逝世后，廖静文就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及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1000余幅、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 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国家文化部，并捐出了北京的一套寓所以建立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在任期间，创立并完善一整套教学思想和教学体系，影响至今。廖静文在其著作《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中回顾了当年徐悲鸿任院长时亲自教学的情况，以及对当年青年美术家的关怀：
内容节选自廖静文：《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后，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不久，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悲鸿又当选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此后他既忙于教学，又忙于许多社会活动，每天的日程排得更紧了。他不仅继续关怀许多校外的青年，而且还要关怀许多美术家，有时，甚至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有一天，齐白石先生满面愁容地由他的儿子搀着，眼睛里含着泪水，来到我们家。人们都知道，白石老人82岁时，他的夫人因难产不幸去世以后，为了帮助他照料生活，他请了夏文珠女士作护士。夏女士孤身一人，照顾白石老人达7年之久，这时，也已50多岁了，忽然为了一件小事发生纠葛，她负气离去。白石老人因此感到坐卧不安，就来找悲鸿。老人家十分难过地对我们说：
“就是一件东西，用了7年，也舍不得丢掉，何况是个人呐！”
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悲鸿，显出神思恍惚的样子，渴望悲鸿给他想法子解决。
悲鸿极力安慰他，对他说：“你千万不要着急，我叫静文去劝她回来。”于是，我开始四处奔走，一直找不到夏女士。后来，我找到胡政之先生家里去打听，却没有想到，胡政之夫妇异口同声告诉我“：文珠马上就要结婚了，不可能再去白石老人家里工作。”
胡政之夫妇帮助我找到了她。我虽然努力劝说她回到白石老人那里去，但已无济于事，她当时正忙着制嫁衣。
我把这一切情况婉转地告诉了白石先生以后，白石先生非常伤感，曾作了一首诗怀念夏文珠女士：眠食扶持百事精，颐年享受亦前因。一朝别去无人管，始识文珠七载恩。
这一年，悲鸿手植的水蜜桃结了累累的果实。为了给白石老人增添一些喜悦，悲鸿特地派车将白石老人接来，请他来摘桃子。
白石老人十分高兴，笑呵呵地站在还滴着水珠的桃树旁，举起他那双满是皱纹的手，缓缓地伸向那被累累果实压弯了的枝条，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摘下那鲜艳的水蜜桃。我站在他身旁，用一只竹篮接着。悲鸿也在一旁，兴致勃勃地帮着摘。他那憔悴的脸上浮着异常柔和而愉快的笑容。
悲鸿对老画家关怀备至，对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同样如此。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了全国美术展览会。一幅来自西北的国画《爹去打老蒋》引起了悲鸿的注意。这幅画的尺寸不大，画面上的爹是一位朴实而快乐的青年农民，他参军了，将要奔赴前线；妻子——一位朴实的青年农村妇女怀抱着幼儿，在依依地却是愉快地送别丈夫。人物十分生动传神，笔墨也很精练，可以看出作者有很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熟练的写生能力，而且将速写技巧和中国画的笔墨结合，深得悲鸿赞赏。作者名字叫黄胄。他立刻打听黄胄同志的情况，并希望他再寄几幅作品来。
于是，这个在西北部队里作宣传干事的青年又寄来了《苹果花开的时候》等几幅描绘维吾尔民族姑娘舞蹈的国画。那生动流畅的线条和浓淡相宜的渲染，将那些柔美多姿的姑娘们描绘得十分真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悲鸿对他能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现象变为艺术创作，十分欣喜。他立即写信给中央文化部的领导，要求将黄胄同志调到新成立的民族美术研究所来，认为他那有独创性风格的绘画，是很有培养前途的，将给美术创作带来新的花朵。
后来，这件事被部队领导知道了，北京军区便将黄胄同志从西北调来北京。黄胄见到了悲鸿，悲鸿给了他许多鼓励和教导。
1950年，19岁的年轻画家杨之光从上海来见悲鸿，要求投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班。他带来了新出版的他自己的画册。悲鸿打开画册，翻阅了他画的那些在台湾写生的山水画后，看出作者是个很有天才的青年，但需要很好地培养，就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19岁就能出画册是少见的，画得也不错。”但接着又说，“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进我的话？”
“当然听得进，您说吧。”年轻的杨之光真诚地回答。
“那么，我劝你不要投考研究班，而是投考中央美术学院一年级，从头学起，打好基础，先学好造型的基本功，怎么样？”
杨之光信服地点头说“：我一定遵照您的话去做。”于是，他听从悲鸿的意见，投考了中央美术学院，从一年级开始学起，画几何形体，画石膏头像，画人体习作……循序渐进地学习。他的素描成绩很好，每次考试成绩都是满分。
由于杨之光同志刻苦钻研，他已成为我国优秀的人物画家。他的作品很好地将中西技法融化在一起。那些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普通人、劳动者以及文学家、艺术家、舞蹈演员等，在他的笔下都能够得心应手地、形神兼备地被描绘出来。
悲鸿还经常到各班去检查学生的成绩，尤其重视一年级的教学。他称之为“吃开口奶”。因此，他总是配备能力很强的教师教一年级学生。他自己也常常到一年级教室进行指导，反复地告诫学生，画画要诚实，不要去追求表面光鲜的油腔滑调；教他们“宁方毋圆，宁拙毋巧，宁脏毋净”的道理；他很强调默写，默写以后一定要对照写生检查，并须坚持下去。
他常常讲一些真实而生动的故事，来启发学生：要成为艺术家，必须勤奋努力。
悲鸿常常教导学生要练习画人物的手和脚。他说：“画人的人常常在画手脚上感到吃力。要单独做手脚的练习。”
悲鸿亲自教四年级的油画人体写生。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尽力让学生去发现色彩。有些学生就拼命在人体上找各种颜色，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粉，一块绿，等等。但是，悲鸿仍说他们没有找到色彩。他说：
“所谓色彩好，不是五光十色，而是统一在一个光调里。”他告诫学生，“最亮和最暗的颜色都不要轻易使用，因为那好比最厉害的武器，非用它不可时，才可以用，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有一天，悲鸿在学生曾善庆的画架前看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有说，便在他的画架前坐了下来。接过他手中的调色板，把上面所有的脏颜色都用刮刀刮到一起，调了一下，然后把一块干了的柠檬黄用调色油化开，调到那脏颜色里去。随即把这块略带黄的灰色摆到画面上模特儿的肩胛部位。像出现了奇迹一般，这块脏颜色立刻变成了一块非常好看的灰色。它不但自己融化进去了，而且还使附近的颜色也发出了光。
悲鸿通过这种教学方法，使学生们懂得色彩的相互关系，灰色的使用，颜料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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