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毕业创作

在创作之前，我和我的小伙伴横惯了美国大陆，从夏威夷到纽约。我终于来到了我的wonderland。这里空气清新，人民友爱，蓝天白云，公厕有纸。怀基基海滩人声鼎沸，露天酒廊莺歌燕舞。在好莱坞我们开着车，在傍晚时分，驰骋在日落大道，向着巨大的好莱坞山开去，这不再是比利怀尔德的电影，而是真切地置身其中。汽车一路飞驰，在车里我们用家乡话讲着粗俗的笑话，道两旁高大的棕榈树，金色的斜阳把整条大道照的波光粼粼，睁不开眼。这里你仿佛来过千百次，却又是第一次来。

朗西埃和齐泽克来中国时都选择了去义乌看看。于是我也要赶个潮流去义乌看看。哲学家让这个世界变得很无趣，什么都被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确实不想知道那么多答案，知道太多的人在电影里往往会被做掉。哲学家说义乌作为一个概念远比身处其中更为震撼，但于我而言，还是身临其境结结实实地震撼到我了。在北京，有着比机场还大的豪华商场，纽约的第五大道还没上海陆家嘴纸醉金迷，而在中国的南方，这里遍布着血肉之躯重复劳动生产的作坊。 来到“义乌国际生产资料市场”。我简直又掉进了我的另一个梦之地。这里五光十色，目不暇接。在这里容不得你思考，买塑料花，一整条道都是种类各异的塑料花，每个店面的四个各种彩色珠子，亮片，小时候发夹上的贴片，贴手机上的水钻，圣诞树上挂的，婚庆公司里摆的，我已经想像不到这里还能不卖什么。他们廉价地不名一文，所有的店铺都被他们所售的商品挤得喘不过气儿，他们被不停的复制复制复制，买卖买卖买卖，井喷式的生产，不顾一切地盈利。怪不得朗西埃说：“我来到中国，并不是看到一个多么特别的地方，更多的是看到了世界。所谓的当代世界，就是这样的，各种完全不同世纪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同时并列在一起。” 但是这里的商品却是像有一种魔力般疯狂的吸引着我，劣质的边角，粗糙的接头，刺眼的颜色。他们无比的亲切，具有强烈的归属感，我似乎就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逛完义乌，我去了家乡的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实习了一个星期，期间看了顺产，剖腹产，人工流产。在待产室的女人们，他们哀求医生让她们赶紧结束这段痛苦，有的喊着不生了，有的在哭爹骂娘，疼的什么肮脏字眼儿都用上了，他们光着屁股大张着腿，肆意裸露着女人最为私密的部分，每一个都像待宰的牲口在床上蠕动翻滚，这真是丑陋的一幕，却又是最伟大的一刻。这是生命的最初。每个孩子在刚处世的那一刻，浑身稀稀拉拉遍布着黄白色的胎脂混着羊水和鲜血，他们咧着嘴叫着，好像很不情愿来到这个世上，而他们的妈妈却是如释重负，仿佛迎来了几个世纪的轻松。怪不得我妈和我说过她刚生完我的时候，根本无暇顾及到底生了男孩女孩，就算是生了个茶叶蛋她也心满意足了。在生命的最初原来是这么的难堪，一点也不像妇儿医院门口大海报上宣传的那么轻描淡写，温暖可爱。

最后顺带参加了我一个表姐的土豪婚礼。豪车成群，劳斯莱斯成排，兰博基尼各色，法拉利都只能垫底。婚礼现场被布置成像演唱会一样的舞台，舞台上还有很高的台阶，新娘缓缓升起，拾级而下。现场还可以抽奖，赢取iphone6和各种家电。人们啧啧称赞，满眼的羡慕。姑娘们希望能嫁个这样的，大婶阿姨们希望能时光倒流20年也找个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些和我这次毕业创作的作品有无必要联系，但我把它当成画画之前的一种仪式。就像虽然元春省亲只用了三四个时辰，却建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观园。我分析了一下我的成长所处的这个时代，或者说我只是分析了一下我自己。我们没有那么多苦大仇深的东西，有的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从小我们就是在各种图像的轰炸的生活里长大的，彩色电视机，巨大的广告牌，五颜六色的衣橱和五光十色的街道。对象本身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和值得怀念的了，就像我看一些前辈画家们，一些戴红领巾的少年，黑白电视机上播的新闻，还有一些扛着锄头的农民工啊，这代表了他们，于我而言是毫无感动可言的，因为没有感同身受过，而且我们对这些特定的意象不感兴趣。因为我们擅长曲解，擅长联想，什么都可以，什么也都不可以，充满奇迹，是生活的本质。知识开始变得碎片化，谷歌百度告诉我们的是词条和简短的解释，不是前辈们啃的成体系的大部头，信息变得唾手可得，什么图像都变得廉价不堪，朋友圈里能让人打开推送坚持浏览几十秒的就是条成功的推送了，这是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所以我要以暴制暴。你要颜色，就给你颜色，你要粗浅就给你粗浅，你要欲望就给你欲望，你要窥探就给你窥探。没有什么可以遮掩，任何形象都可以是一座纪念碑。

2015-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
油画系第四工作室
本科生毕业生
孙一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