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2日晚间六点半，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系艺术学专业教授片山真备，于中央美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进行学术交流讲座，讲题为“11世纪至14世纪日本出土高丽青瓷的特征及其流通途径──简述中国出土高丽青瓷之比较研究”。片山教授以高丽瓷一物为起始点，展开伴随“物”而生的中日韩陶瓷交流史，从东亚文化圈的角度，以考古发掘为基础，考察瓷器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及其制造方法、纹样、图像等议题，除了深具美术历史之意义，并可从中窥见相近文化之间的渗透倾向，或扩及至各自所追求之美学价值。

她将本议题分依时间分为三阶段。首先，高丽青瓷于11世纪开始传入日本，其时为日本平安时代，对于青瓷白瓷器需求逐渐增加，于今日福冈北部发现最早之高丽瓷；同时期中，亦得见中国越窑工匠直赴高丽的历史文献，以及中韩烧窑遗址相似之地下证据，藉由比较二地瓷窑之出土物，极高的雷同度显示二者间在生产工艺及生活品味上已出现紧密关系。

进入12世纪，高丽瓷已由初度生成，逐渐成为高级品，并受中日认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曾记载：“汝洲新窑器，大抵相类”，高丽瓷已与宋朝极为珍视的汝窑瓷器，于色泽、器型或质量上，十分相当，其时除了高丽，附近并无他国家得以如是。由中国书画中的描述，亦发现高丽香炉，与宋人人物画中的香炉相似，可见中韩文人书斋品味或有相互效仿之趋势。此世纪之中日出土物，器型相仿，难以断定从日本发现的高丽瓷，自高丽而来，或先经由中国而传向日本。基于菲律宾亦出土相似青瓷，推测高丽青瓷，应是透过中国海运，输往东亚各地，由于十二世纪中叶，高日间只剩一贸易窗口；南宋时期，高丽亦将多数商品传入中国明州。

13世纪，日本镰仓武士尤好高丽瓷，其分布因而从该阶层中大幅扩散，流通于寺庙等其他高级阶层。出土器物多为瓷枕、香炉、梅瓶等，与杭州出土的青瓷一致。瓶上构图深受中国画影响，如树石图与花鸟画中的黄荃体，由于日本自8世纪以降，树石图谱系已然断绝，却在12至13世纪后，重新出现柳树等纹样，别具美术史意义。值得深究的是，同一纹样在中日韩不同种类之工艺品中流转，其时高丽瓷上常见的云鹤纹样，与南宋织品纹样雷同，并在日本漆器工艺上，发现白鹤向上、向下飞翔的新图像，可见其受南宋及高丽瓷之双重影响。神仙思想未普遍的日本，以松树取代云气纹，形成另一独特图像，亦见其深具再创造力的在地主体性。

自元朝要求高丽入朝以降，日与高丽互动之文献就此中断，此时，日元贸易频繁，高丽瓷再次由中国传向日本，中国自身出土之高丽瓷亦大幅增加。由日本出土之青瓷，可反向窥见元人的喜好，以及经日人转换的新品味、新用途，如瓷枕，日人将之作为“花瓶”使用，并与日本赏花文化相结合；又如日画中，“付书院”的展示空间里，摆设中国的陶瓷、漆器绘画，为了装饰该空间而进行加工，　以别于中国文人的书斋概念，独具日本特色，形成新的意义。

14世纪末，高丽烧制陶瓷器窑增加，尤其庆尚南道一带，《高丽史志》记载：“院自今禁铜铁器，专用瓷木，以隔习俗”青瓷需求增加，变成与铜铁器较相仿的茶色，兼顾坚固与实用。当明代海禁开始，高丽青瓷传入日本不再经由中国，乃由庆尚直接通往日本。日本茶道具文化中，不乏使用高丽茶色茶碗， 青瓷构成了日本人理解高丽茶碗的基础，并且作为日本将外来商品与在地文化紧密结合的一特有现象。

探究曾经于东亚盛极一时的高丽瓷，不仅将之视为流通商品，其过程可发掘各种意义，包括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与文化互动。

文、图/陈雯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