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3日晚上6点半，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主办的“走进图书馆”系列讲座活动邀请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张震博士，于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报告厅带来一场主题为“石渠宝笈与乾隆内府书画收藏”的讲座。主讲人张震作为“2015年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院庆石渠宝笈特展”主要筹展人之一，在本次讲座中主要讲述了《石渠宝笈》的编写缘由、乾隆内府书画的鉴藏机制、书籍编撰的特点和著录书画的特点，并对相关的研究成果作了简单梳理。

我国有着悠久的收藏与著录传统，乾隆皇帝本人对书画艺术尤为热衷，清乾隆时期的内府书画收藏及至鼎盛。“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私家书画著录的兴盛与完备周详，加之乾隆九年内府书画鉴藏机制的成熟，都构成了《石渠宝笈》编写的缘由。

张震随后谈到乾隆内府书画的鉴藏机制，在皇帝的参与下，画院、词臣、裱作、匣作等各司其职。这种鉴藏机制建立在原有的文官和内务府管理制度的基础之上。皇帝是主导者，南书房词臣、懋勤殿供奉是主要参与者，裱作、匣作等承担了装潢的任务，太监负责日常的保管、维护。这种机制完善了绘画的品赏、分等、装潢与储藏的制度、形成了成熟的绘画鉴藏机制。

在书籍的编纂上，《石渠宝笈》编书的团队，阵容豪华。两代皇帝亲自审阅，投入编撰臣工前后达31人，参编的臣工多以南书房翰林起家，具有一定的鉴赏考辨能力，艺文水准颇高。此外，《石渠宝笈》以贮藏地点作为编纂的主要分类方式，目的是“详注分弆诸处，以便检寻”。在编书体例上，地点顺序之下，首载列朝宸翰、皇帝御笔、按册、卷、轴进行分类，每一类之下包含书、画、书画合璧三种；帝王书画之外、每一贮藏地点按册、卷、轴之装帧形式分类，每类之下分以书、画、书画合璧，每种之中又包含列朝画家、无名氏画家、国朝画家的作品，每一类画家又以上等、此等分之。此外，刻丝、绣线附于同类项无名氏之后。续编较初编增加了总目，并专列法帖一门，取消了分等的形式和千文编号。此外续编对画作内容进行描述，书法作品的内容录全文。三编专列南薰殿历代帝王及圣贤、名臣画像。《石渠宝笈》的编写在著录方法上广采博取，除了绘画内容、风格之外、有文必录，包括时代、作者、款识、书画名称、装裱形制、本幅尺寸、书体、书法释文与行数、印章、题跋，还附有书画家小传、作品的考证以及鉴别和品评的按语。

随后，主讲人张震以具体的《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作品为例，说明在《石渠宝笈》的编撰中，编者会通过钤加玺印的方式来对书画区分等级、标明收入的编次及贮藏地点等信息，构成书画作品与著录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构成了编纂的一项重要内容。钤有“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此“五玺”的作品是乾隆内府比较重视，在当时被定为上等的作品，而整体上，仅仅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的藏品，质量明显要低于钤盖“五玺”的藏品。

《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特点体现在兼具数量丰富性、品类多样性与孤本绝品的经典性等多重优势；厚古不薄今，重视著录当代作品，清代与前代的作品数量几乎相当；留下了丰富的皇帝品赏的题跋、印记；存在不少伪讹之作。《石渠宝笈》著录书画，因为真伪掺杂，受到了当代学者的诟病。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乾隆在鉴定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误以为子明卷为黄公望真迹的案例。此外，张震还举出其它例子，如《石渠宝笈》著录为五代胡环的《番骑图》卷与传为胡环的《卓歇图》比较，差别较大，根据画中出现的元代蒙古贵妇的“姑姑冠”，判断创作年代最早为元代；《石渠宝笈》著录为北宋文同画的《盘古图并书序》，画仿自元代钱选之《浮玉山居图》，印画上明代晚期印章为伪，清初人印章为真，研究者定为明末清初画，书序不类文同书风，笔法有米、苏遗意，避宋英宗讳，而不避南宋宁宗讳，应为北宋晚期人作；《石渠宝笈》著录的元代莫维贤《西湖草堂》卷，研究者考证为明末画，仿自南宋李嵩《西湖图》卷。讲座的最后，张震对此前关于《石渠宝笈》与乾隆内府书画收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为想要更全面了解的观众提供更多参考。

文、图/张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