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主办的常任侠讲座《抗战时期“长城”的视觉图像与民族话语》，于2015年11月4日晚上6点半在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此次的讲座邀请吴雪杉教授为大家进行演讲。吴雪杉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分别于2003、2015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学硕、博士学位。而今天讲座内容就是吴雪杉教授于博士期间所做的研究课题，希望透过此次讲座与各位观众分享他近几年来对于视觉图像的研究和心得。

常任侠讲座是以常任侠先生为冠名的学术讲座，由曹庆晖教授和郑岩教授主持和策划。常任侠曾经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主任，同时他亦是研究中国跟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希望透过举办一系列的讲座，向各位青年学子介绍最前沿的科研成果。

此次讲座内容主要环绕着两个问题所进行：现今的长城观念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视觉图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吴雪杉教授表示万里长城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而他希望透过对长城图像的考察，考察今日长城观念的生成与流变。

“古物”与“遗迹”：民国初期的长城图像及其观念

讲座内容分成几个部分进行，在第一部分，吴雪杉教授首先透过20世纪初期的一些作品来讲解在民国初期，中国人以及西方人是怎样认识以及看待长城的。他以多幅作品为例，说明当时在没有实地对长城进行考察的前提之下，艺术家是如何透过摄影照片等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对长城进行视觉形象的描绘和表达的。

接着吴雪杉教授列举孙中山《建国方略》(1917-1919)和鲁迅《华盖集》(1925)中两段对于长城的经典论述作为论证，说明民国初期大众对于长城的普遍观点：长城的荣耀与价值属于过去，但于今日而言，并无意义。这种观念通过民国初期的这两段论证得以显现。

观念生成史与图像发生的过程：砖石的长城到人的长城

吴雪杉教授认为近现代长城观念的生成与流变，可以大致用三个节点来做划分和说明，分别是：1933年、1935年、1937年。他认为第一个节点出现于1933年，而这跟对日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长城之役，社会大众对长城的认知才发生改变：从古老落后的形象到血肉保卫中国的象征。

吴教授表示1933年是长城抗战与“血肉”长城观念的初始，但这个观念到1935年《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出现才得以真正的确立。剧作家田汉早先认为长城可以象征“我们民族的魅力”，但对于万里长城的描绘必须依赖像孟姜女一类的长城故事，这一认识后来发生了转变，这我们可以从田汉于1933年的《万里长城》(诗)与1934年《风云儿女》(剧本)中，看出田汉对于长城观念的变迁。

《义勇军进行曲》出现于1935年，但到1937年对日抗战的全面爆发后才得以大规模的流行和盛传。与《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出现的是大量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为标题的作品。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不少以唱歌或者高喊口号为情景的画面。这些画面逐渐形成一种号召人们抵抗外族入侵的图式，与《马赛曲》一样，《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首有着重要意义的民族歌曲。

黄新波《祖国的防卫》(1936年) 和张仃《收复失土》在当时非常地有名，在这类图像中，士兵的脚跨越了长城，这意味着祖国的失土即将收复。像这样的巨人与长城组合的图式，于1937年以后非常地流行。

世界的视角与中国的“新长城”

在这个部分，吴雪杉教授试图从世界的视角，审视西方漫画中类似的“新长城”概念。他以刊登在圣路易斯邮报的菲茨帕特里克的漫画《中国新长城》为例来说明欧美艺术家如何参与了长城形象的塑造。在这幅作品中，士兵站成一排形成一道由人组成的城墙，这种完全以人构成城墙的图式，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讨论。

接着，吴雪杉教授以沙飞的一组摄影作品来说明长城图像是如何从民初时期沿用到了新中国建国，并论及沙飞长城摄影与“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关联。最后，吴雪杉教授讨论了长城的视觉建构，并以物质到精神的演变轨迹来总结他对抗战时期“长城”视觉图像的研究。

文、图/高诗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