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0日下午两点半，版画系于中央美院多媒体报告厅，邀请壁画系中的仁世民教授，由自身的经历与故事出发，主讲“我的故事”。

谈及艺术之梦，艺术阅历广泛的他回忆起当时从未想过当画家，而是从军，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由于自己外籍血统的出身，即使常常晒太阳，希望自己成为劳动人民的本色，却是走到哪里总被觉得有问题，被怀疑为特务，艺术却让自己获得了些许宽慰。

不同于今日的年轻人，二十四岁才开始学画的他，青年时曾往山线当任工人，　以服务社会主义、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蒋介石的飞机经常进入大陆，双方皆有具体武力动作，敌方来了便打击，加上文化革命十年，上学机会十分稀少，必须通过自学，自行安排课程、请老师推荐书籍，反而是博览群书的好时机。他认为当今年轻人，更应该掌握知识积累的重要机会，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方法，　从历史中学习并加以提高。如今反顾当时学的许多事物都有用武之地，即使是数学、资本论。

任教授的第一位老师为朱乃正，当时在青海，朱先生鼓励他努力画速写，自生活中取材，无须走弯路。良师的教导使他意识学习真实的东西的重要性，透过文学的眼光分析绘画的对象，而恰当地传达了物我之间的生命关系。在艺术媒介上，他自油画逐渐开始探索雕塑，由于雕塑较油画容易摸得着，使之感到踏实。第二个老师，是曾经住在他家楼下的何燕明先生，由于坚持艺术教学的理念而不幸被打成右派分子，受了二十三年的罪才遭平反。

1979年，任教授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招考研究生，其中一门考科须在八小时内，写完一篇临时抽题的论文，较今日更加困难。他还记得自己论述的是关于浮雕的构思与构图，他自世上东西南北四方，谈论不同民族与文化中的浮雕思维，以爱斯基摩人的石刻、毛利人的木刻、马雅人出土文物、中国的画像砖为例。当时，许多人甚至不知道马雅人与毛利人！可见文化修养是第一位的，技术层面的技巧很快便得以达到。

郑可先生为他的第三位老师，由于谈论包豪斯，同样被打为右派。文革结束后，他仍继续谈论包豪斯学说，对于现代美术的引进，以及浮雕课程的教学思想，贡献独具。郑可先生认为应该讨论浮雕的本质，浮雕并非压缩的雕塑，甚至不是雕塑。

毕业以后，任教授希望将传统工艺与浮雕相互结合，以传统手工艺的方法，展现于大雕塑、壁画之上，因此他在进入单位上班之后，曾往金属工艺相关产业实习一年。并曾参加机场壁画绘制，在改革开放前期，社会对于大型公共艺术的新需求，使之充满希望，十分兴奋。

来到中央美院任教之后，他再度前往德国攻读博士，时已三十九岁，仍不谙德语，在外国磨练的几年，使之认识不同文化对于创作者的要求，并对他创作时，考虑作品本身与环境的配合度，产生了思想性的影响。

重新回到美院，遇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现在，是十分好的时期，公共艺术工程领域拥有更浩大的机会与可能性，中国需在自己的实践中得到第一手经验，专业学校的教学，则更须与之配合。

在教学面前的任教授，自称明年退休了，应该才可以开始试着做艺术家了。

文、图/陈雯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