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0日下午3点，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主办的“文化遗产论坛”邀请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带来一场主题为“圆明园景观设计的文化解读”的讲座。本次活动在中央美术学院5号楼A110教室进行，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主持。

郭黛姮教授首先讲述了圆明园的概况及其历史变迁。圆明园位于北京古城的西北郊10公里处，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盛期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园五园组成，道光以后较长时间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总面积350公顷。圆明园的建造始于康熙的皇四子胤禛的赐园，自1707年至1722年为赐园时期，定名圆明园；自1723年以后成为皇家御园；乾隆十年（1745年）添建长春园；嘉庆朝（1796-1820）建成绮春园。圆明园在作为皇子赐园时期，占地规模不大，园中风景多为自然式景色，建筑并不多，这与胤禛作为皇四子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有意表现出的“恬淡无为”有关。胤禛继承皇位之后，开始大规模扩建，添加了具有“皇家园林”属性的宫殿建筑群，总体风格体现出“不尚其华尚其朴，不称其富称其幽”。圆明园总平面设计代表着着古代中国版图的缩影，景区设计以“和而不同”的理念对建筑与山水的关系进行整合。

1735年乾隆继位后，调整了圆明园的景名，将自然景物加以“哲理化”，并增添了少量景点。乾隆十年（1745年）在圆明园东部新建了长春园，作为归政娱老之所。其中包括若干园林建筑群，并建造了“西洋楼”景区。长春园规划突出了“以中为尊”的规划思想，并写仿江南园林，引入欧洲园林景观，演绎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子审美理想。绮春园前后历经乾隆、嘉庆两朝，从命名开始经半个世纪左右才建成。其特点表现出建筑群组合多样，分布在大小不一的岛屿上，园林空间较为丰富，总体缺少明确的文化色彩，具有“集锦式”风格。

圆明园三园的宫门区皆采取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表现了伦理型文化的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朝仪建筑一区，表现出讲究中轴线、区分主从尊卑的建筑安排。仪典性空间渲染和强调的是皇帝的神圣性，理政空间则更多从实际需要出发，体现了皇帝人性的一面。家庙类建筑则反映了“天地人论”意识，是礼制文化的物化代表。如鸿慈永祜位于圆明园的西北角，是祭祀先祖的家庙，为供奉康熙、雍正等神位之处。家庙的出现显示出乾隆作为体现儒家哲学孝悌精神最“圣明”的代表。圆明园中还有体现“重农”国策的观稼验农建筑，如杏花春馆、若帆之阁等，反映帝王关心全国农情的心态。体现“内圣外王”思想的文化建筑在圆明园亦有多处，如体现“亲贤”的汇芳书院，具有“法自然”意识的“澹泊宁静”之景，专设为皇子读书的场所“洞天深处”。此外圆明园的各个景区中数以百计的“斋馆”中，很多是以读书命名的，并有多出书院、书屋、书楼类建筑，这些读书之处大都位置隐秘，自成一体，塑造宁静、致远的环境。

宗教作为帝王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统治的工具。这座皇家园林中包含了“东土”、“西天”各路神佛，各类神佛殿宇不但给予皇族本身以精神慰籍，而且对于各类前来朝拜的官员、外藩也具有重要意义。雍正时期的宗教建筑，如慈云普护、日天琳宇等处，不强调轴线和院落空间，突出一种散淡的情韵。园内宗教建筑处理的十分自由，风格多样，并巧妙地将市井生活融入其中，比如买卖街的设计。圆明三园中先后有过十几种戏台、戏楼。观演建筑是看戏场所同时也是宗室、君臣之间的社交场所。同乐园是圆明园中规模最大的观演建筑群，戏台为一座三层高的楼阁，帝后的看戏场所在戏台对面的看戏殿，两者隔着庭院，两侧有廊子相连，廊子作为陪同者的看戏场所。追求迎仙求真的环境设计亦是园中一大特点，如圆明园方壶胜境采用华丽的建筑来表示“仙人的宫殿”。反映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西洋楼景区的出现是中国皇家园林的首次引入异域景观，具有非凡意义。这代表统治者主动接受外来建筑文化，设计者将西方建筑形式与中国建筑语言相结合，在材料的使用上也是中西合璧的。

郭黛姮教授介绍到，圆明园建筑的室内空间具有浓烈的文化氛围，广泛采用了大进深技术，比如九洲清晏慎德堂三卷“勾连搭”的做法，同时装修的构件空前增多，划分空间的手段多样化，并创造出复合性空间形式。讲座的最后，郭教授对圆明园的设计人的问题作了分析，反对将圆明园设计不分青红皂白的归于样式雷门下，并提出园林的主人对园林的总体风格起着决定性作用。十八世纪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造园艺术走向了世界，圆明园是一个集中国古代造园精华之大成的皇家园林，以它无与伦比的辉煌成就，在世界造园史上表现出灿烂的光辉。

文/张弛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