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施达克、西瑞柳斯

2015年12月28日晚上六点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跨文化美术史系列讲座邀请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东方部研究员司汉博士带来他的第二场讲座——“关于中国建筑的几个瑞典故事——喜龙仁、施达克、西瑞柳斯”，此次活动在中央美术学院5号楼F1-109教室进行，由人文学院李军教授主持。

讲座的开始，司汉通过讲述结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瑞典当代艺术案例，指出其中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思考到这种传统中是否包含了中国的传统。他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入了解研究是否影响了瑞典“当代”艺术？深入的知识和受影响之间有无必然联系？民国时期的中国是否只有文化输入而无输出？输出的是民国的文化吗？他着眼于艺术间相互影响的时空错位，模仿与激发等种种机制，认为答案要去博物馆之外寻找。而建筑就是一种博物馆之外的“展不了”的类别。

司汉接下来介绍到瑞典美术史家喜龙仁（1879-1966），认为他是中国艺术史在西方系统化的奠基人。喜龙仁在40岁之后转向对东方艺术史的研究，其成果尤其体现在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上，涵盖绘画、雕塑和建筑等。在19世纪20年代，关于东方美术的材料非常少，图像资料和影像资料也十分匮乏，而喜龙仁带着他的朋友和摄影机跑遍各大和东亚有关的博物馆、美术馆，并四次亲历东亚进行考察。

司汉分别介绍了喜龙仁在1918年、1921-1923年、1929-1930年、1935年的四次东亚之行，并展示了大量的喜龙仁所拍摄的图像资料。喜龙仁的《北京的城门与城墙》一书，留下了大量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北京皇城的图像资料，不仅是拍摄的照片，还包含绘制的测量图。喜龙仁对北京的城门与城墙有着极大的热爱，正如书中所说，这本书源自北京城门之美，源自它们作为中国首都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风景线，源自它们如何矗立于生生不息的绿树和衰亡腐朽的护城河之间，源自它们装饰性的建筑风格。这些城门，和连接着它们的城墙一起，映射了这个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和纵横的街道与人文景观一起，定义了特色和美的含义。喜龙仁作为一个在四十岁之前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功成名就的美术史家，在四十岁之后却转为研究东方美术，并写作了资料详备的中国艺术通史著作。司汉提到，喜龙仁晚年还写作了《中国园林》一书，其中包含对中国园林的记录和西方园林如何受中国园林影响的记录，喜龙仁对中国文明的热爱还体现在他自己所居住的住所上，他将其设计为中国园林的式样。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施达克与北京故宫的。施达克是瑞典建筑设计师，在喜龙仁的《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和《北京皇宫写真图全集》里引用过数张施达克测量的故宫三大殿的测量图。1923年，施达克来到北京，先测量来太和殿及周围部分建筑，并提交了太和殿改建计划，他计划将太和殿改建为一个开议会的地方。但北京政府对他的改建计划迟迟没有答复，施达克在等待中继续测量了故宫内城，从保和殿一直到午门北墙，在现存的一张测量图中，施达克还在保和殿中设计了类似太和殿改建图中的座椅排列，可以看出当时他想要把保和殿改成一个会议厅。施达克还有远见地预想到上海会成为一个大都市，尽管他的想法在当时的上海外国人俱乐部里被引为笑谈。施达克回国之后也将中国建筑元素使用在他的建筑设计上。

西瑞柳斯是瑞典的建筑设计师，作为喜龙仁的邻居，他同样也是东方园林的爱好者。他所设计的省博物馆是在瑞典优雅风格之上对中国建筑风格的消化与吸收，中轴线的布局和屋顶、墙面和水池等设计都体现出中国风格的影响，而在细节上又融入当地元素，比如屋顶的角兽是当地省徽的标志，门把手则是细长的当地的鱼的形象。司汉随后介绍到的西瑞柳斯所设计的其它建筑，无论是小桥流水的设计、类似城墙的造型或细节上对角兽的使用，都隐约可见中国元素的影响。司汉总结到，这是在喜龙仁等人将中国的知识与影像带到西方之后，建立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借鉴，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这种传统既是它自己的，也是世界的，这种模仿不是生硬的，而是建立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文/张弛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