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下午，“宋画款识形态探考”讲座在中央美术学院北区5号楼A110教室举行。主讲人王耀庭教授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前任处长、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台湾大学文学硕士，台湾艺术大学书画画学系兼任教授，专业领域为中国书画史研究与博物馆事务管理。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杜娟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所讨论“宋画款识型态”，“识款”，以今日存世所见宋画，所举诸例，“有款”而认定此画之归属，毕竟是最为基本。画之风格题材，五花八门，有其个体风格之差异，无总体之依归，“款识”反而相对地单纯。本次讲座所举之宋人署款格式，虽非为绝对性，然当其有违惯例，随信随疑，旁征再引，当不失为探讨宋画之一途。

讲座最先从“臣字款”说起，首举梁师闵《芦汀密雪图》为例，配合《宣和画谱》与标准的宣和装为旁证，证明《芦汀密雪图》款识为宋代标准款，即：“臣”字小书，空一格，姓“梁”字又正常，姓名之间有空一格，下再写名“师闵”，空一格，后最后写“畫”，“畫”字最后多为“囚”而非“曰”，此为臣字款。然后又举米芾《大行皇太后挽词》等为例，展示标准的“臣字款”上呈皇帝的公文书款识；并举南宋地方官的职称款式如辛弃疾《行书去国帖页》等、上呈武则天的唐代《万岁通天帖》、元代《虞世南本临兰亭序》等；同时也举民间书信往来诸证等，这些都展现了旧时“书仪”，即一种书信、文书的格式；这种格式的即署姓连名时，姓大名小，且姓、名间空大半字，以姓为尊是对自身家族姓氏的尊敬，以名为卑，字小以示谦让。

然后再举范宽在《溪山行旅图》中的落款开始讲，可见“范宽”二字题于设色之下，可见为真，而“范”与“宽”二字同大，是因为范宽原名范中立，“宽”是后来因性格而得名，于此引出以字落款的款识。再以赵令穰《洞天青绿》、杨补之《四梅图卷》等可见：连名带字落款时，姓与字同大，本名略小。

接着谈到郭熙的《早春图》的款识非常的典型与正确，与（传）郭熙《窠石平远图》相比，《窠石平远图》的落款便显得并不正宗了；再举（传）李成《乔松平远图》的落款，王先生认为其落款是后款，而非李成作品，还举《关山春雪》图、（传）李公麟《孝经图》等的款识，都是一些不合宋制的款识。关于李公麟，王先生还讲到了《李氏潇湘卧游图卷》跋处的所作的手脚，指出这幅画并不是李公麟的画作。

在这之后，王先生提到了一类常常是孤本无从比较的画作：只提署本命或字号的画作，如题有“辛酉人禹功作”的《雪中梅竹图》、“严叟”的《梅花诗意图》等。其中细讲了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在其光学检测报告中可以看到李唐的款识在青绿色的山峰之下，这种也是一个宋人落款的习惯，但其姓名之间字的大小没有明显变化，王先生讲到这并不是一个常态，同时书法与绘画是统一风格。接着引出同是李唐的《画山水》，王先生讲到，岛田修二郎教授发现的款识中“李”大“唐”小“画”正常，这种款识与画面的不向一致曾被解释为李唐晚年画风的转变，并由此谈到一些有年份或是职称的款识。在“武经郎李安忠画”款的《竹鸠》不是“臣字款”，但字体的大小变化也符合宋制，但李安忠名下画作也有许多事后提款，如《烟村秋霭》等。接着王先生又带领着我们看了许多孤例，探考北宋走向南宋期间的宋画款识的形态变化，总而言之字体大小由明显区别的“臣字款”走向字体大小趋同，同时仍有区别很大的画作存在，同时隶书款与楷书款并存。

讲座的最后，王先生为做个案的分析，用有几个有大量的藏品的南宋宫廷画师的画的款识作例子，加深听众对宋画款识的认识。首先是以宫廷画家马远的作品为例，由于马远家族存有较多的画，可做比较。先是提到了马远的叔伯辈，首先是马远的伯伯马公显的《药山李翔问答图》中“马”字大“公显”小，而马远自己的画作款识也是典型的臣字款，并详细分析了马远的字迹风格，并展示大量的马远其他画作的款识。此时王先生展示出《华灯侍宴》的马远款识，与此前看到的马远二字相去甚远，不敢说是与《倚云仙杏》等马远真作同出一手，明人《高仕观月图》等画的款识也是同样的情况。并且王先生也大量列举了南宋画家马麟、夏圭、李迪名下画作的各种款识相对比，让各位听众大量接触各种的款识，并用大量的问句，让大家思考这些作品之间款识字迹的差别与画风的区别，对宋画的款识获得了感性的认识。

文/赖雅芊
编/林佳斌
图/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