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专题系列于2016年4月22日晚间七点，在中央美术学院五号楼A110室加场举行，讲题为＂古画鉴识的发展与局限＂。活动主讲人王耀庭教授为前任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国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书画画学系兼任教授。王教授1977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艺术史组），三十余年致力于博物馆学实务，书画保藏、书画编目出版、策划展览及书画史研究，2008年于任内退休。本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黄晓峰老师主持。

过去几周王耀庭教授的“中国古代绘画研究专题”系列讲座，讨论了宋代宫廷画院、宋画款识形态探考，画面内容的解析。今天，王教授带领大家重新反思艺术史的研究方法，认知到当前古画鉴识的发展与局限。

首先，王教授引用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的观点：“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尽量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说明。”王教授提到，作为艺术史一环的绘画史，自然是不能脱离这个原则，从史学的范围来说，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是史料，无论是出土或是传世，都须要治史者加以鉴识。史料以求真为尚，就绘画作品来说，是原物之实存者。所以不真就是造假或是误定。鉴识的工作对整体研究而言是奠定基础，可以确定作品的优劣，创作者、时间乃至纵横方向的空间传承与相互关连。从事画史研究就必然要面对鉴识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有了相当久的渊源，尤其以真假画的问题最为严重，因此这么几周来不断在画作的印鉴、款式上周旋。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伪画呢？王教授笑着回答：伪造假画古代就有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以假易真，偷龙转凤事件，发生在中唐武则天（624-705）时期。张易之借着修内库图画，将真的作品换成假的。在民间，也有人借着高超复制摹本的技巧，做掉包的事，连原主人都被瞒过。所以，古画作伪的情形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很流行了。为了防止伪造，押署跋尾合于画作著录的鉴识工作也因此油然而生。五代、宋朝，这种专职的：“跋尾押署，书画同此例。”从现存名作中举例，所见押署以内府皆出于皇帝手笔，存世唐宋古画，画家署款者少，而往往因此押署而能有所依循。例如被认为李煜押署的画迹，现藏于台北故宫的赵干《江行初雪》署：“江行初雪图画院学生赵干状”，以及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韩干《照夜白》署：“韩干照夜白”，下并有一押，此件于“署”右方隔水，又有南宋吴说一题跋: “南唐押署所识物多真。吴人吴说。”既作此语，显然是同意押署上的见解。

再者，王教授提到，宋代是一个鉴识蓬勃的时代，阅玩、购藏、赏鉴都兴盛。就鉴识而言，例如米芾推崇之鉴赏家《书史》上记有陈氏台罗、勾德元、唐氏。三人。其中，勾德元尤为米氏推崇，且米芾曾说王诜伪刻其印曾为米芾识破，但目前存世名品，却未见有此印。米芾著录虽是属于随笔性质，然就今日鉴识所注目的“笔、墨、纸、绢、款、印、题跋”，以及风格的比对，乃至考古学的知识运用，具已详加辨比。此外，历代帝王向来是最有势力的收藏者，于宫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既用以保存也用以管理筛选。王教授也提醒，由于鉴识的结论随着见闻所得的证据而有所修正，而且关于临本之多，真赝之间，古代论画常只有结论而无推理，所以往往以读画记为之，好者才记。

关于鉴识古画，王耀庭教授表示，明清两代，书画鉴赏的著录大量出现。当时著述习惯，对真迹除赞叹形容为外，并不刻意以为真，只有少数记录说明断代意见。举例而言，清朝皇室的书画收藏，先后编有清单两种；国立故宫博物院迁台后出版《故宫书画录》也有正、简目之分。其鉴识标准大抵沿袭石渠例而于明清两朝则有所变动。有兴趣的读者可见于该书序文凡例。

最后，王教授总结古画鉴定的学术现况，他说古画存世只有减少，数量的递减，使鉴识的基础，无法在「量」的观念上建立。比如，我们对晋、唐五代乃至北宋初名家，必须仰赖文献记载来了解，不能不说是使鉴识研究有所局限。当代科学的发展，对于鉴识应该是有所帮助，但却不是全然的，甚至无用武之地。今日传世名品，不像考古学上有最足以鉴别时代先后的地层关系。

王教授在演讲的尾声，语重心长地感叹。近年来，美术史的研究颇有文化史的关连，美术文献的功能凌驾于作品本身，对此，鉴识的研究也显然退为次要的地位。他说事实上，古画鉴赏方法是一门既注重敏锐准确的眼力、细致的排比分析技巧，又倚赖深厚的文献工夫，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与论证能力。如果我们仅将焦点关注在画院制度，赞助与画家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题目所发挥的空间，那么“鉴识”这种基本研究可有可无。

文/陈怡
编/林佳斌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