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0日，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经济学院的卢卡•赞教授为我们带来“关于一部著作《文化遗产管理：一个国际研究视角》”的讲座。讲座的主持人为中央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翻译为陈旷地博士。

余丁老师向我们介绍到，卢卡•赞教授是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文化艺术创新与组织”研究生项目的创建人和主任，也是中国国家文化局聘请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专家，其对中国、世界的文化遗产保护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赞教授的此次讲座，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文化遗产管理的问题，每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案例。而赞教授的著作《文化遗产管理：一个国际研究视角》的结构也可分为这五个章节，即“艺术机构与公共领域的转变”、“机构的体制和商业模式”、“改变与商业计划”、“文化遗产管理链”、“在政策和实践之间”，在每章中涉及的案例就是本章的主题。

谈及文化遗产的研究定位，赞教授表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研究案例，但只局限于单个国家，与其局限于一个国家，我们不如从国际的视野出发。我们也试图和现有的研究方法拉开距离，比如意大利强调文化遗产研究和法律的保护的方法，我们敬而远之。同时我们也不愿意用文化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对于我们，我们更想了解作品的多面的价值和意义，而非经济学家所在意的市场价值。”

赞教授及其团队对他们的研究的定义便是“国际化的视角”——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度、不同现实之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关注文化遗产管理的实践中的情景、资源、行动和关于经济可行性的考量；关心文化遗产所处的上下文的关系和各个国家的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

在赞教授团队的研究过程中，主要有三个矛盾：首先是关于“专家”维度。西方很多机构已经运行数百年了，但是他们不是在一种专家“管理”状态下运行，我称之为“没有管理的管理”；第二个维度是“用户”的维度，比如大学生、各行业人士，都可以被纳入“用户”的维度之中；最后一个维度是关于“可用资源”，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源，也是近三十年浮现。赞教授说道：“不幸的是，这三个维度之间的诉求有时会产生冲突，所以三个维度必须相互妥协。”

公共领域的变化

赞教授认为，对于公共领域的讨论，具体形式虽然不一样，但是中心思想是一样的，集中在“中央集中式管理或者分散式的管理”的问题。赞教授举了三个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意大利法恩莎的国际陶瓷博物馆，二是庞贝古城，三是土耳其。这三个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机构，都对自己的“公共角色”寻求变化：国际陶瓷博物馆开始是私有博物馆，但最后要求转变为公有博物馆；庞贝遗址在1997年申请拨款2.5亿欧元作为庞贝古城保护的改革资金，然而十年后，改革的效果不好，问题依然存在；而土耳其文化部曾决定把国家52家博物馆的管理权下放，但由于土耳其的高度中央集权，通过权力的下放，使机构达到自制，是不可行的。

机构体制改革和商业模式

赞教授表示，“机构的改革是文化的进程，中国也一样，许多机构进行体制的改革。”机构的体制改革问题，在很多时候是个伪命题，因为很多机构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并不能脱离公共完全自治。赞教授以庞贝古城为例，庞贝和意大利文化部关系紧密，所以关于人力资源的配置，如果需要自行处理，往往会带来很冗长的问题。问题在于，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很难发现成功的商业模式，有时这些模式是直接隐藏在改革中，很难被发现，被推广和运用。赞教授说道：“比如马丘比丘的改革，我们的团队在马丘比丘大量收集信息，试图研究他们的资金从何而来，如何分配。之后我们把研究成果发给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给的反馈让我们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无法得知马丘比丘的资金去向和来源。但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早该领先于我们做这样的工作，将合理的模式带给大家。”

改变和商业计划

关于商业计划的案例，赞教授则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1997年庞贝提出2.5亿欧元的资金申请，用于十年内对庞贝古城的管理和保护，但最后没有取得大的成果；2003年的时候，庞贝又提出资金请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现他们没有资金的纲要性计划，然而对于教科文组织而言，这是必要的。可见商业计划对一个机构和项目而言的重要性。而是马丘比丘在98年和05年提出纲要性的计划，赞教授对此表示：“这是我研究过的最好的纲要性计划，他们在结项是做了一个交互性表格，清楚表明项目的细节，这是一个聪明、智慧的管理方式。”

文化遗产管理链

“文化遗产管理链包含了许多板块，这些板块在统一的框架内如何组织，构成怎样的结构，是我们所感兴趣的。”赞教授说道，“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组织方法，以考古为例。在链条的不同环节中，有不同的专家，比如考古有考古专家、保护有保护专家，他们对自己的领域十分精深，但将他们的想法完全统一，是十分困难的。”在国家的层面，赞教授对比了意大利和中国，其表示，这两个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保障，但两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十分不同。“在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开始的十分早，遗产挖掘得差不多了，不论是考古工作还是博物馆工作，我们的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成果，研究烂熟。就中国而言，考古学在中国发展比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每年都有新的遗产被挖掘和保护，每年都在重写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与意大利的烂熟相比，显然中国的文化遗产研究更令人激动。”赞教授说。

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赞教授认为，一个确定的政策，不论多具有前瞻性，被实践之后，往往带来不确定的后果，这是十分正常的。赞教授说道：“在政我们无法界定变化的所有，我们只能界定变化的方向。例如2000年，博洛尼亚被教科文组织被命名为欧洲文化首都，并得到相关的政策，然而这个政策但并没有带来多大的益处。对于中国，情况也是如此，特别是五年计划，对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有很多保护成果是五年规划中无法预测的。”因此，赞教授在讲座中建议大家理解实践和政策之间的差异性，并在未来规划时，有相关的警惕性。

最后赞教授给大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不同的文化语境，有不同的问题。并不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就能对中文读者起到帮助，我们应该深入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赞教授举一了个例子：在西方，文化机构一般存在赤字，这个赤字一般由基金、国家进行填补；在非西方国家，如果文化消费与西方一样高，但同时保持当地低收入，毫无疑问可以保持盈利。比如马丘比丘收入是庞贝的两倍，但是运行资本缺失庞贝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很多收入是一件好事情，马丘比丘的高收入带来的问题，不亚于低收入给庞贝带来的问题，各有难处。我们必须了解每个国家和机构所面临的语境的复杂性。

讲座最后，卢卡•赞教授、余丁教授和现场的观众，就中意大两国之间文化政策的差异、实践差异、文化机构体制改革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提问和探讨。讲座所探索的其实并不只是一本书的问题，而是文化机构、艺术管理的问题，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见解。

文/钟钰炜
编/林佳斌
图/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