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首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以双展馆的方式同步展开——9月24日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实验空间”特别展览，及9月25日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技术伦理”主题展。9月27日，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主题论坛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同期举办。论坛持续2天，主办方邀请了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学者，围绕展览同名主题“技术伦理”展开探讨，从科学、大数据、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生物基因等多角度切入，对“技术伦理”进行发问。

主题论坛第一场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宋协伟主持，其表示，本次主题论坛不仅围绕艺术问题展开，还有围绕当下的技术热点、伦理困境，“我们在这里不仅讨论艺术问题，同时也讨论受到技术发展影响而产生的伦理问题。”

因国事出访，远在国外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也寄来录像致辞。范院长谈到，随着全球文化、新的交流，特别是随着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媒体艺术通过艺术的创意与科学技术的探索形成了新的结合，更是为媒体时代带来了新的文化成果。其中所蕴含的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对于艺术表达的方式，还包括人们理解媒体艺术、欣赏媒体艺术所形成的新的特征，这些都构成了我们今天一个新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与学术背景，“为此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举办媒体艺术双年展，这就为我们与国际艺术界同行、科技界专家一起来探讨媒体艺术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平台。”

卡杜·查拉比（Kaddor Chelabi）： 科学的停滞

当我们认为科学正在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的停滞又如何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物理学外籍专家卡杜·查拉比先生带来其主题演讲“科学的停滞”，“我希望去讨论科技与人类，希望去讨论什么是现在科技遇到的问题，在未来我们科学能有什么样的未来，能够为人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能够怎么样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

人类作为唯一从事科学的物种，其与“宇宙”或者说“自然”之间存在着一个名为“知识”的桥梁。卡杜先生指出：“在2016年的知识问题，我们遇到了科学的停滞。” 以物理学为例，知识领域中有广义的宇宙如银行系、恒星，也有小规模的宇宙如分子、原子核、原子等，这两个极端之间通过“数学语言”连接。随后，卡杜先生提出了“语言”的重要性，“语言是非常基本的，它是生活中所有一切的基础。”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搞科学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在探索事情真理的时候，我们要用的是语言这个东西，但是语言不是目标，语言和宇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非常关注的是语言的话，不断地改进语言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改进宇宙，能够改进我们对宇宙的理解。这个就叫做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化Romanticism。”卡杜先生说。为了使得观众更易理解，卡杜先生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一棵树我们用‘Tree’，只是关注‘Tree’这个词，对树本身忽视了——更多关注单词本身而把这个物体忘掉了，这个会产生很多误导。”

在牛顿所处的时代、伽利略所处的时代，或者是再往前——亚里士多德的那个时代，语言是非常精确的：人们提到某件事物就会对其进行界定。但如今，卡杜先生认为，“从过去30年里，语言和很多东西混在一起了，它不再具备某个物体或者某个东西的功能。”

如何解读这个问题？卡杜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回归”——回归到真正的科学。“必须要回到对大自然知识的了解，应该真正回归这个领域，真正回归这些基础的领域，之后对科学来进行重新的清洗，让它更加回归纯真的本质。”卡杜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关注的四点：时空（Space）、时间（Time）、能量(Energy)、物质(Matter)，“我们需要界定这四个定义……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语言，而当成一种物体或者是一种存在的状态。”

汪民安（Wang Min’an）： 技术作为手段和器官

何谓“技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表示，技术就是人们用来改造大自然的一种手段，技术是人的一个工具，是人和大自然接触的媒介。这个概念从启蒙运动时期开始流行，随着工业机器的发展开始广泛流行。“这种技术最后引发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或者是引发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汪教授随之阐明，“这种技术与基本上与现代社会平行发展，也可以说，正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发展。”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技术导致的结果持以悲观、批判的态度。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把人和世界分离了”：在古希腊时期，人与大地是融为一体的，技术的发展使两者对立。人把大地作为一个对象化的东西存在，人去征服大地，站在大地的对立面。汪民安教授谈道，“海德格尔认为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建立起来恰恰就是依靠技术的发展，技术带来了一个最大的结果是人是妄自尊大，凌驾于大地之上，对大地粗犷的开垦、征服、破坏。”技术的发展恰恰是人类的一个危险的境况，在今天这一点已经表现得极为明显——工业化技术的发展导致环境的破坏，人和自然的对立，地球的变暖，“所有自然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恰恰是因为技术的发展。”

同样对现代技术持有批判态度的还有同样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技术不管对海德格尔还是对阿多诺都是一种工具化的思维，后者更强调人类在使用技术时候，同时技术本身深刻地影响了人的主体思维。“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存的方式都是以技术的方式来思考的，都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去思考的。=在长期使用机器过程中，人也变成了技术，人也变成了机器，人也变成了工具，人本身已经是被工具和机器和技术所统治了。”汪民安教授说道。

“在二十世纪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汪民安教授指出，这种技术与前面所提到的“征服大自然的技术相反”，恰恰相反，是一种针对人类本身的技术。汪教授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及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的一种结合——赛博格（Cyborg）。“这种技术结果是什么呢？”是重新质疑什么是生命？重新质疑什么是身体？或者重新质疑什么是人？”，汪教授紧跟着提出，“这三种生命体或者这三种技术最核心的东西是重新瓦解了我们关于人的概念。”

技术在当代都被用来做什么？汪民安教授提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或者被投入制造医药，或者被用于制造武器。医药让人活得更好、更健康、更持久，武器恰恰是杀人的一种东西，是医药的反面。汪教授最后说道，“如果说人类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财富、最大的欲望都投入到技术当中去，这恰恰是人类使用技术的一个悖论——在救命和杀人之间，同时存在，这就是技术在今天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充满悖论性的角色。”

金允哲（Yunchul Kim）： 物质现实

金允哲是本次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作为艺术家及音乐家，我每天在工作室的工作就是用物质进行创作，” 金允哲表示，将从自身的艺术家经验为观众谈其所理解的“技术伦理”。

“我有很多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艺术家一起合作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花好几天的时间绘制或开一场密集的工作坊，除了理论上的研究，大家会把资料的材料和物质带来，包括纸张、鹅卵石等各种各样的材料。” 金允哲谈起艺术创作中的经验，并为观众展示了许多图片，以多种实验为例子，其谈道，“所有的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物质之间。我们在用材料做实验的时候，好像看起来这些所有的物质都是我们所想到的物质，但从真正现实的角度上来说是不一样的。从物体的角度上来说，可以看到都是具有相关性的，而且这种过程也是相联系的。这个现实就是一个流程、就是一个过程。”

“我会在这里进行很多跨学科的实验，”金允哲为观众展示了其用来创作的工作室，“在工作室之外我能看到这个物质的世界，而且它们都有一些伦理上的意义和含义。但是在我的工作室里面，我会在这种物质的世界里面进行实验，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中进行实验。所以一切都没有名字，也没有意义。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实验。”

彼得·凡登（Peter Fend）：艺术生产对多物种的共同演化及改变的作用

美国艺术家彼得•凡登同样是本次媒体艺术双年展的展览艺术家，在开始发言之际，他首先为在场观众展出一些动物图片，并提出我们面临的一个伦理问题：“人类如何在与动物的共生之中保持生存？”

在以海洋为组织原则的世界，我们需要海洋之中有动物、有鱼，如果没有生物就会遇到问题。彼得·凡登谈到其多年来做的数个项目：从1986年开始他便参与了名为“海洋工程”的项目；并在1970年开始与其他科学家合作，确保在海洋的咸水之中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创办“肥角落（FAT CORNER）”概念，将我们生活中的物质和炭气进行互换，使其可在生活中循环使用。

对于全球变暖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是否能使用新的科技从环境中攫取能量，同时不会造成全球变暖？彼得·凡登提出，可以用海藻来制造石油，“我们实际上一切的石油都来自海藻，我们一切都要从海洋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我们后来有在安第斯山、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生产、种植这种海藻。”这种技术源自1974年美国海军做的一个实验，并且在1982年就发表了相关学术文章，但能否有一个实际结果呢？

“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罪人就是‘高科技’，如何能够让周边的动物、生物继续生存下来，不一定要依赖于高科技，”彼得·凡登说道，“什么对大自然更好？因此我们用本地的水、本地的植物来进行生态项目。”

主题发言后，宋协伟教授对彼得·凡登的演讲表示赞同，“彼得·凡登先生的发言让我想起一句话‘我们再也不是艺术家，而是这个时代的观察者’，他承担着这样一个责任。毫无疑问，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设计师，我们对于现在这样一种身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及由技术而带来的利弊关系，不得不使我们对自身的身份进行思考，对这种定位和界定、身份的界定进行思考。”

文/林佳斌
图/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