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4日星期五晚上18：30，讲座“云冈石窟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在中央美术学院7号楼红椅子报告厅举行。主讲人石松日奈子女士为日本清泉女子大学兼职讲师，也是中国云冈石窟研究院客座教授。石松女士主要从事佛教美术研究，其著作有《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3三国·南北朝》（合著）等。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王云老师为翻译。

讲座从云冈石窟的建造讲起，通过以往对云冈石窟内大佛与北魏帝王形象以及概念上的研究，细致分析了云冈石窟内大佛的外表以及衣着上的共同特征，认为大佛与时人的皇帝崇拜息息相关，大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魏不同时期的理想的英雄形象。

石松日奈子女士从自己与云冈石窟的结缘开始本场讲座。她首先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历史——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山石窟”，现存石窟基本建造于北魏时期，经过金代大规模的修复以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20世纪初，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才再次受到人们关注。

然后，主讲人详细地介绍云冈石窟相关的发现与研究。从伊东忠太对于云冈的偶然发现以及其1906年发表的《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开始，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使之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伊东忠太之后，法国人沙畹、日本人大村西崖、瑞典人喜龙仁以及日本的关野贞、常盘大定等人都先后投入到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当中。其中，主讲人认为大村西崖对云冈石窟中大佛是“拓跋族理想的大丈夫相”这一判断与本次讲座所阐述的观点相一致，而常盘大定、关野贞的研究发表则点明云冈石窟即《魏书·释老志》中所记载的昙曜开凿的石窟寺，这五座大佛是为太祖以下的五帝建造的。此后的1938年至1944年，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在长广敏雄以及水野清一的带领下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正规的学术研究，研究成果在战后集结成为一部32卷的巨作《云冈石窟：公园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窟院考古学调查报告》出版发行。在1956年，宿白对“金碑”进行解读，并对云冈石窟的营建提出了新的分期。在20世纪末，中日合作出版了《中国石窟 云冈石窟》。2001年，云冈石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开展了一系列以云冈石窟为主题的会议。本次讲座所阐述的内容已经于2016年9月发表在日本学术期刊《国华》中。

石松女士首先使用了一个表格来说明云冈第5窟、第13窟、第16窟至第20窟的7尊大佛的特征，分别从姿势、手印、衣着、高度以及建造时间等方面进行介绍。她进一步阐述到，根据上述的特征，可以将第16、18、19、20窟的4座大佛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第18、19、20窟的大佛，它们使人联想到北魏王朝的创建者、游牧民族的鲜卑王，石松女士称之为“鲜卑皇帝大佛”；而第16窟的大佛则使人联想到完全汉化的中国皇帝，则起名为“中国皇帝大佛”。石松女士认为，北魏的皇帝崇拜源自于其游牧时代的“大人崇拜”，在北魏建国后，这种“大人崇拜”与佛教相结合，形成了“皇帝即当时如来”的思想，这种思想也通过建造佛像成为现实。

石松女士进一步介绍到，根据关野贞、常盘大定的观点，由第16窟至第20窟的五尊大佛即为太祖以下的五帝——初代太祖道武帝、第二代太宗明元帝、第三代世宗太武帝以及太武帝之子景景穆帝和北魏建国前太祖平文皇帝。介绍完学术史上关于五帝的尊格以及配置的讨论后，石松女士提出了两个问题：第19窟规格最大的原因以及第17窟主尊为菩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石松女士分析了五座大佛的衣着以及五官与发型等细节。第18、19、20窟的大佛都使用了印度石窟中常见的凉州式偏袒右肩，其素发、大耳、大目都体现了一种异国皇帝的面部特征，尤其是大耳朵更是表现鲜卑国的北魏英雄道武帝的伟大的特征。而第16尊大佛则穿上了汉族的服饰，这与学界普遍认可的北魏流行中国式如来像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联系有关。

石松女士还谈论了自己对于第11窟与第13窟中的七帝七佛造像的昭穆之制与第6窟就是崇教寺的观点。随后，石松日柰子女士介绍了北朝以后皇帝如来造像的传播状况，其中包括甘肃的庆阳北石窟寺内的七座大佛与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中的反映隋文帝崇拜的摩崖半伽大佛。她讲到：从鲜卑的大人崇拜发展而来的皇帝崇拜与佛教相结合产生了云冈大佛，这种传统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北朝造像的主流，并为隋代所继承。云冈石窟的大佛从刚勇的鲜卑王变成了睿智的中国皇帝。北朝的大佛则重叠着各个时期理想的英雄形象。

 文/赖雅芊 
    编/林佳斌 
图/杨延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