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8——当代艺术在中国”系列展览自开幕以来得到了学术界、艺术界和广大观众的热情关注。作为“德国8”项目框架下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全球化背景下的德国和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学术论坛于2017年9月18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电教报告厅圆满举办。论坛以主旨发言和圆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邀请两国文化学者和艺术家对两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与交流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讨，侧重从文化理论研究和艺术思辨的角度，与“德国8”的各展览单元形成深度配合。
德、中两国拥有类似的深厚文化传统，也面临着同样的全球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两国艺术家在国际化的浪潮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和路径，近年来，如何从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支持，将传统的视觉思维与观念转换为当代的艺术语言表述，是两国艺术家主要探索的方向之一，也是艺术理论和教育学界需要厘清的课题。
学术论坛设定了8个主要议题，分别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德国8”展览总策展人范迪安先生，艺术评论家、法兰克福现代艺术馆前任馆长彼得·艾登教授，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先生，曾任汉诺威美术馆、维也纳美术馆、波恩美术馆馆长的迪艾特·荣特教授，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先生，德国波恩艺术与文化基金会主席、“德国8”展览总策展人瓦尔特·斯迈林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璜生先生和明斯特艺术学院教授、雷克林豪森现代艺术馆前任馆长斐迪南德·乌里希先生作主旨发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先生担任论坛主持人。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德国8”展览总策展人范迪安先生作为首个发言嘉宾，代表中央美术学院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范院长以“全球时代的艺术交融与本体建构”为题，深度探讨了中德两国艺术的相互关系和文化特征，提出在全球背景下不同国家艺术的本体建构和交融对话是一个新的迫切课题。他认为，传统学术通常立足于两种比较的视角，一种称之为“平行比较”，是指各自论述自己艺术发展的逻辑、规律和脉络，在平行的比较中来看待自身的特色。另外一种叫做“影响比较”，侧重研究不同文化和不同艺术现象对于对方或者他方所构成的影响，特别是辐射的广度与影响的直接程度。但在这两种比较传统的角度之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显露出第三种视角的必要性，也就是“交叉比较”，把“平行比较”的静态研究和“影响比较”中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等关系变成一个相互交织的结构，通过这种视角分析不同文化精神的相互作用、文化艺术的相互欣赏等。
在发言中，范院长还提到，“德国8”得以成行中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谓“天时”，一方面是指全球文化的相互交融交织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特别是对宇宙世界从宏观到微观的发现、探索，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都使人们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系统；“地利”是指无论在北京，还是在两年前的莱茵鲁尔区，都拥有对艺术热爱的公众，特别是在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上投以心力的许多同行。而“人和”是最重要的，它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并且愿意真诚对话的基础上。所以，中德携起手来，以文化对话，特别是以思想交流来体现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引导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对话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对于战后德国艺术的走向与特征，范院长则将其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历史感”，二是“表现性”。正是德国艺术这两个特征才真正使得中国艺术界、知识界、思想界和公众产生精神的共鸣。艺术观念上的“历史感”，站在文化批判和历史反思的角度，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废墟意识”，都在许多德国艺术作品中生成一种视觉图像，这条线索非常清晰。对中国艺术而言，中国文化中相当厚重甚至沉重的历史意识，也使“历史感”在中国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分量。所谓“表现性”，一方面许多德国艺术家仍信守绘画、雕塑等传统的艺术形态；而另一方面超越传统形成视觉上的“强力语言”，具有远离庸俗的艺术精神。对德国艺术的分析，其实也是对中国艺术的思考。中国艺术要在本体建构的基础上与国际艺术和自身传统艺术有更多的交融对话，在全球态势下体现中德两个国家的文化责任和能力。
艺术评论家、法兰克福现代艺术馆前任馆长彼得·艾登教授诠释了“非定形艺术”在德国的发展路径和脉络，深度分析了其深层理念与贡献。从传统的绘画到抽象性绘画，再到摄影的直接表达方式，随后又有现实主义、激进的观念性艺术的呈现，这整个发展脉络的形成，不仅是德国自身情境作用的结果，还受到了美国等不同地域国家的影响。抽象艺术的兴盛，反映了艺术家对社会的反思和清算，他们试图通过抽象绘画方式的加工和处理，表达对大众文化的抵制，与此同时也是艺术家对自身的反观、反思。在二战以后，德国艺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与国际的艺术运动、艺术观点和艺术思想保持着关联，公众逐渐认可了这种公共性，因此艺术家才能比较无碍地、成功地创作自己的作品，包括在“德国8”中展出的相关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先生由于有出访安排，无法亲自前来，因此他用视频发言的方式论述了“德意志精神与我们的体征”这个主题，以留德学生的视角，概括了德意志的文化精神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他在发言中表示，在其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德意志文化精神已经成为一种青春生命的奇异的特殊结构，给予生命滋养，给精神体征打下烙印。呈现这种态势主要有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德意志的思考与汲取。德国艺术对中国近现代艺术有深刻的影响。它贴近历史性的沦丧与痛恨，深入民族的精神肌体，为了民族的救赎与羞辱，自始至终燃烧着文艺自赎的激情和力量。第二，德意志的值守与忠厚。德国人的人格魅力、职业操守和传统的责任伦理观念，给艺术家形成深刻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德国的非商业化社会氛围，知识界普遍存在的疑虑与思考，也促使艺术家保留了艺术创造的精炼与初心。第三，德国知识界产生的对汉学和东方学的敬意。
迪艾特·荣特教授，曾任汉诺威美术馆、维也纳美术馆、波恩美术馆馆长，他以“艺术中的德国观念和中国观念”为出发点，探讨了中德两国艺术在观念以及理念上的不同之处。首先是理解方式和表达内容的不同，中国艺术大多呈现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不太有横向和纵向的表现，更多的是关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主题。其次是原创和模仿，中国有些艺术展现不是观念性的，而是学术性的，艺术品对其而言有复制模仿的价值；但在德国，可能不太注重完全去模仿，因为模仿可能会导致仿造，在“德国8”的一些展览里也能看到德国艺术观念的展示，就是轻模仿。第三，中德两国在新媒体对艺术的影响上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中国的新媒体艺术较丰富，互动性强，德国艺术相对安静。第四，艺术所面临的全球化的趋势和冲击，德国都是公立的博物馆，由国家财政预算资助的，不是私人来经营的，因此在资金支持上没有很好的保障。第五，艺术价值观，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一定要跟德国一样，但如果认为经济价值比美学更重要，就会产生问题，影响两国在艺术创作的自由性。
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先生通过中国当代艺术档案的调查，分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状态”，并总结成三个发展方向，或称之为三个流派：第一，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和他们对社会体制和现实问题的批判，一直都保持着极为尖锐和极为激烈的态度，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其次，中国的艺术倾向与中国的传统相关联。第三，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就是做现今世界上所没有的艺术，它应该是一个原创的艺术，用新媒体和新技术探索人类的未来，从而使得人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状态。
“德国8”展览的总策展人之一、德国波恩艺术与文化基金会主席瓦尔特·斯迈林先生以“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为线索，谈论了艺术的运作方式和艺术的管理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呈现艺术，并且让艺术能够被认知、被接受。他希望通过文化的对峙，文化的争鸣和文化的探讨使得在公共空间中有更多的现代作品呈现。以“德国8”为基础，继续启动具有启发性的活动项目。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璜生先生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实验与历史反思”为题，从中国当代艺术机构出发来探讨中国当代艺术、艺术家跟艺术机构之间的对前沿问题的实验探索，还有对历史问题的追问。基于对公共空间问题的思考，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里，对民主化问题和公共空间文化开放性的尝试和探讨，是这几年来的努力方向。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第三届双年展“空间协商”为例探讨市场的权力问题、公共空间的权利问题和文化的民主化、平民化问题，而艺术家是共同讨论、参与和协商的。
明斯特艺术学院教授，雷克林豪森现代艺术馆前任馆长斐迪南德·乌里希先生通过不同时代背景和表现形式的艺术作品的呈现，详细阐释了 “全球化背景下的非定形艺术”，并由此引发了多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艺术在不同区域的发展态势是怎么表现的？它与世界有怎样的关联？遵循的是怎样的原则？
以“德国8”为契机，此次参与论坛的嘉宾包括对德国和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长期研究的学者和策展人，也有在德国旅居、学习和创作经历的中国艺术家。他们各自的实践成果、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和中国艺术发展脉络和特征的梳理，以及就两国艺术教育和交流方式等问题的梳理、发掘、交流和归纳，既有助于进一步辨明两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坐标与发展方向，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在全球文化条件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对话的价值。
主旨发言结束后，学者们展开了一场以“中德两国的当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教育”为主题的圆桌讨论。主持人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参与讨论的艺术家：中方嘉宾包括张国龙、马路、缪晓春、刘永刚、李迪、任戎，这几位艺术家都在德国艺术学院里学习和创作的经历；德方的发言嘉宾包括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卡塔琳娜·西维尔丁、赛巴斯蒂安·里默、以及上午发言的瓦尔特·斯迈林等四位嘉宾。嘉宾们就各自的艺术经历和关注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任戎和缪晓春老师讲述了他们在德学习的经历，卡塔琳娜·西维尔丁则更多谈到了她与中国的关联，并提出对于新媒体艺术缺乏批判性的隐忧。彼得·艾登教授向大家提问，从老师的角度，中央美术学院（以下简称美院）想要传达给学生什么？造型学院院长马路老师谈了中德教育方式的区别，并指出美院首先要培养成熟的人，然后才是绘画。张国龙讲述了自己的艺术经历。瓦尔特·斯迈林认为艺术教育传达热情非常重要。余丁老师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说，从“艺术”两个字就能看出来，“艺”是六艺，“术”是技术，中国培养艺术家的时候，非常重视技术的训练以及天人合一的艺术观。美院校训“尽精微致广大”来自孔子，“尽精微”是讲从观察到技术的熟练；“致广大”讲的是人，人的一种状态、品格、格调。中国讲品格即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风格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这是中国对于艺术的理解。中国评价艺术的标准跟西方不太一样。
在此基础上，余丁老师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成为艺术家跟学院学习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未接受学院教育的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谈及自己的艺术经历时，认为寻找自己很重要，但不拘于通过学院与否。美院校友李迪分析了自己的艺术教育经历和德国艺术对自己的影响，认为个人的选择比较重要。迪特·戎特举出康定斯基学法律的渊源，肯定了自学成才。卡塔琳娜·西维尔丁介绍自己对不同职业道路的探索，认为艺术没有唯一的道路。安德里亚斯·穆埃也谈了艺术家的成长过程是不受限的。
塞巴斯蒂安·里默讲述了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经历，他通过师生之间的对话寻找自己的兴趣。斐迪南德·乌里希认为授课式的教育可能会抑制创造力发展。艺术学院存在的目的是跟学生进行思辨性的讨论，深入讨论他所关心的所有问题，同时可以使学生认识到最前沿的东西。刘永刚经过纽伦堡美术学院的学习，反观传统文化，反观自身，一方面肯定传统，一方面肯定艺术教育系统的重要性。张国龙提到中国有句话叫“教学相长”，中国和德国的艺术家多多少少都跟学院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安德里亚斯·穆埃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最近20年的艺术教育史，反思借鉴。迪特·戎特谈到了艺术教育的改革。彼得·艾登认为不能把艺术做成一个和解的手段，不能用艺术去解决一件不太适合用它去解决的事情。
茶歇过后，余丁老师总结了之前的讨论，他谈到：美术学院的作用在今天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会有传统的基本功的部分，也就是“术”的部分，另一方面又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充当了一个思想的启蒙者、引领者，或者是批判者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今天德国的美术教育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中，更注重什么？斐迪南德·乌里希认为不存在一个绝对有效的所谓正确的基础教学法，或者说技术教学理念，其实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使命性的东西——要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家。彼得·艾登接着提问，美院能为学生提供什么？马路老师介绍了美院、画廊、收藏家以及网络等为学生提供的各种机会。余丁老师补充说明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大多数美术学院的教学体制和衡量标准是依照欧洲大陆美术学院的体系。
瓦尔特·斯迈林追问了有关艺术市场的问题，艺术市场的形成对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余丁老师作为艺术管理学院的院长，通过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年轻艺术家进入画廊是市场永远的追求，中国的各种机构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市场的平台，然而市场所能挑选出来的往往只有那些最顶尖的、最幸运的一批人。卡塔琳娜·西维尔丁则希望维持艺术的自主性，而不是被所谓市场化左右和控制。余丁老师举例提到两种完全不同的面对市场的态度：反对与迎合。缪晓春老师举出陈漫和迟鹏两位年青艺术家的例子，更多肯定了市场的积极作用。瓦尔特·斯迈林严肃指出不适应这个市场需求的学生以后的发展问题。余丁老师提到美院早些年有一个研讨会“艺术市场是机遇还是陷阱”。迪特·戎特认同这是国际上共有的问题。卡塔琳娜·西维尔丁表示要把艺术家的态度，新媒体的介入，包括市场因素的影响，以及跟其它国家的交流都融入到教学当中去。
范迪安院长为这次论坛做了最后总结，他认为，这次“德国8”的系列展对社会各界产生非常了广泛的影响，此次学术论坛为双边都打开了话题。这一切谱写了中德两国艺术交流的新篇章。
编/何一沙，吴靖、吴慧霞
图/胡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