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欧洲的物质和文化交往中，“中国风格”一直是一个热门的题材，尤其在熟悉的外销画领域，一张张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满足了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的审美构想，而在摄影兴起以后，西方社会通过镜头又怎么表达他们对于中国的图像建构呢，摄影中的“中国风”又有怎样的文化渊源？2017年11月24日，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60周年庆典特别活动，人文学院邀请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研究所教授、主任胡素馨（Sarah E. Fraser）在中央美院美术馆报告厅举办讲座“19世纪的中国摄影与欧洲中国风的起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副馆长曹庆晖主持讲座，他介绍胡素馨教授师从高居瀚先生（James Cahill），主要研究中国文人画和佛教美术，尤其从敦煌艺术方面切入进入整体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而本次讲座是胡素馨教授最近关于“中国摄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中国摄影诞生于19世纪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一些西方摄影家随军事、商业、文化等活动来到中国，拍摄了中国最早一批有关风俗、时事、人文的摄影照片，比如在讲座中提到的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詹姆士·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等。胡素馨认为早期中国摄影是不同风格、观念的融合，是一个历史的线索生成，并由此拍摄构成一种“中国主题”风格。而中国早期摄影大部分题材是关于“刑罚”题材，比如枷锁、砍头等，为什么这类“卑贱”题材会成为西方构建的“中国主题”呢，胡素馨认为这与1793年英国大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失败有关，由于欧洲与中国正常贸易的诉求失败，西方对中国进行一种讽喻，认为中国是值得处罚的。基于这些中国摄影，胡素馨提出两个问题：在这些摄影图像中，历史的真实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种与贸易、交流密切相关的“中国风”摄影是如何构建一种想象的中国。

那些拍摄的“将被处决的人”画面是真实发生的吗？还是一种摄影需要的摆拍？胡素馨通过画面分析——画面观众的位置以及士兵的状态——是可以看出他们是意识到照相机存在的，并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捕捉拍摄。而通过照片的对比分析，比如一些街道上行走的人有如“幽灵”明显形象虚化，这是由于早期摄影技术所限造成的。在摄影早期，要拍摄稳定的人物形象，不仅需要照相机固定，也需要被拍摄者持续保持一个固定姿势。而在费利斯·比托同时期的一件日本主题摄影中，行刑者手持刀剑更具一种戏剧性效果，背景风景的设置处理也具有浪漫色彩。这种拍摄是对参与者以及摄影美学的一种控制，并不是对历史瞬间信息的直接连接呈现，包含诸多想象成分。在一张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明信片中，似乎是为了更容易接受而将画面色调进行了柔和处理并加上一些花卉装饰图案，甚至将中心画面置于团扇框内，但画面内容仍是“刑罚”主题，并冠以“来自中国的问候（Greeting from China）”以成为一种“异国情调”的消费品。西方摄影师拍摄的这种照片销售给西方的媒体和游客，迎合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于“中国风”的构建，并修改了他们的收藏趣味。

这种“中国风”的出现并不是19世纪中国摄影的自我生成，而早在前摄影时代就已经出现、流行，其中最重要的呈现方式就是外销画，胡素馨在讲座中例举了乔治·亨利·梅森（George Henry Mason）1804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酷刑》“The Punishments of China”。 该书在摄影出现前是西方世界构建中国风的重要文本，书中铜版插图均出自广州外销画画家蒲呱（Pu Qua）之手。明信片“来自中国的问候”中的刑罚照片也均能在此外销画中找到蓝本。更往前追溯，英国水彩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曾在乾隆年间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画师来到中国，他以绘画的形式描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是英国和欧洲对中国形象认识的重要途径，在亚历山大的创作中，也不乏“刑罚”图像。由此可知，19世纪的摄影中国风与外销画以及更早绘画之间存有一种参照关系，存有一种基础经验之上的想象构建，也是关于中国形象从“如何画”到“如何拍”的直接线性转化。除此之外，胡素馨还例举了威廉·桑德斯的摄影作品与外销画画家关乔昌（Lamqua）以及关联昌（Tingqua）之间的图像关系。更延伸到17世纪西方出版与中国瓷器绘画以及宫廷器物图案装饰之间的图像关系，以此证明19世纪威廉·桑德斯中国摄影的形象在欧洲已经传播200年之久，是经过不同物质媒介发展而来的关于中国的类型化，以此作为“中国风”摄影的源头追溯。

讲座最后，胡素馨讲授总结19世纪的中国早期摄影其实是一套发展已久的既有模式的指导拍摄结果，这些摄影又构成了我们关于当时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的图像认知。“中国早期摄影就像中国风的这些物品一样，都是一种被构建出来的关于想象的产物”。

文/张文志
图/胡思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