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美国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发表有关“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的讨论令她一举成名，该文章也曾是标志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抨击艺术史书写中对女性忽视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批判性的文章强调了异于男权主导艺术的观点，去肯定女性艺术的成就，这些话题即便放在今天依旧有讨论的价值。在20世纪初，女性艺术家们为奥地利维也纳的艺术舞台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人，即便她们参与创造了艺术史的一部分，但相比依旧被大多数人悉知的席勒和克林姆特，现如今的事实是：很少人知道这群女性艺术家姓何名谁。1月25日，维也纳著名的下美景宫（Lower Belvedere），一场迟到已久的回顾展聚焦于“1900至1938年间维也纳的女性艺术家”，纪念这群在维也纳格外出色的女性的艺术价值和突破成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女性想成为艺术家的条件是极为坎坷的。并且，她们不允许在学院学习，仅能有限制性地接触艺术家协会，“夹缝般”的方式游离在正统艺术教学的周边，女艺术家们举办常规展览也是极少的。尽管如此，在前奥匈帝国时期，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是设法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维也纳艺术界崭露头角，适当地参与分离派、哈根邦德团体和皮斯科沙龙、米梅克画廊等场所的展览。维也纳这座城市不仅培养了当地的女性，还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德国和其他各地的人。部分女性艺术家活跃在当时的维也纳艺术舞台上，并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尽管近年来，一部分曾经著名的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和作品被研究和编入回顾展，但她们作品的重要性仍然被低估了，几乎很少人欣赏它们的价值。这些女性艺术家的风格大相径庭，但都令人印象深刻，遗憾的是，这些艺术家并未得到与之才华和实践相匹配的关注与荣誉。因此，展览“女性之城：1900至1938年间维也纳的女性艺术家（City of Women: Female Artists in Vienna from 1900 to 1938）”立足于维也纳这座古老的城市，将背景拓展至维也纳现代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聚焦在20世纪初积极助力于塑造艺术史的女性艺术家们，重拾这些艺术家的重要价值。
萨宾·费尔纳（Sabine Fellner）担任策展人，他表示，“本次的展览展出了一些被历史埋藏的作品，此次也一定会掀起大家对维也纳艺术成就的重新思考。”展出的部分作品可以说是“被重新发现”的——其中一些是有史以来首次展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在她们那个时代无人不知、但在今天的卓越地位已经完全消失了的女艺术家。该展览还向如今已被人们遗忘的那群在情绪印象派（Mood Impressionism）、分离派（Sec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和新客观主义（New Objectivity）等艺术运动中作出贡献的女性艺术家们致敬。总体约60位，包括：埃琳娜·卢克希·马考夫斯基（Elena Luksch-Makowsky）、海伦·芬克（Helene Funke）、埃里卡·吉奥瓦娜·克莱恩（Erika Giovanna Klien），伊尔莎·伯恩海默（Ilse Bernheimer），玛丽亚·塞任纽斯（Maria Cyrenius），弗里德·迪克尔（Friedl Dicker），玛丽·埃格纳（Marie Egner），路易丝·弗兰克尔-哈恩（Louise Fraenkel-Hahn），葛丽塔·弗海斯特（Greta Freist）等等。
维也纳艺术的一个独特地方在于注重艺术家联盟、协会的重要性，这为维也纳的艺术展览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些协会展示成员的作品（有时是非成员的作品），比经销商收取的佣金要少，也与国家对艺术的资金渠道调配相关。在这些协会之中，只有“分离派”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也是经常得到国家资助的团体之一，奥地利政府明白，即使它不喜欢艺术，促进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也有利于国际间的商业和政治。如前文所提，女艺术家几乎没有机会加入一些男性主导的有影响力的协会，为了更好地平衡竞争环境，一群出色的女性于1910年成立了奥地利女性艺术家协会（VBKÖ）。该组织成立后不久就展出了一个展览，展览追溯了16世纪至20世纪的女性艺术的历史，这个团体似乎也为维也纳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
在这之中，一部分女性艺术家十分出色，例如，埃琳娜·卢克希·马考夫斯基就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天才女艺术家。她最初在圣彼得堡接受过培训，是俄罗斯着名画家伊利亚·列宾（Ilija Repin）的学生。她在维也纳工作坊实践，并一边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偶尔也与分离派一起参展。埃琳娜格外热爱艺术，她甚至在家里开办了沙龙，维也纳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安东·费斯托（Anton Faistauer）等人都会来这里。埃琳娜还为维也纳人民剧院外立面制作了陶瓷浮雕，这些浮雕的图案来自其绘画作品和书籍插图，而图绘的灵感是来源于她的俄罗斯背景。
但她很大程度地被艺术史忽略，目前也并未有研究埃琳娜·卢克希·马考夫斯基的专著。与此同时，擅长肖像和静物画的表现主义画家布罗希亚·科勒·毕奈尔（Broncia Koller-Pinell）也很活跃；海伦·芬克1906年至1913年间在巴黎工作，并且是印象派和野兽派的实践者，后来也来到了维也纳，尽管当时的背景仍旧围绕男性艺术家展开，海伦仍然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高点，1928年获得了奥地利国家奖，她在维也纳一直生活至生命的终点。
在这之中，特里萨·里斯（Theresa Ries，1874-1956)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她当年因与一位教授顶嘴而被莫斯科艺术学院开除，而搬到维也纳，第一次展览的雕塑便吸引了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注意，雕塑描绘了一个年轻淘气的裸体女性，用一把花园剪刀剪脚指甲。如艺术史学家朱丽·M·约翰逊在2012年的专著《记忆工厂：1900年维也纳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中记录的那样，这位皇帝甚至在开幕式上表示，“（里斯的作品）值得在新闻界得到良好的评述”，引起的反响格外热烈，这件大理石作品令特里萨在二十一岁时一夜成名。
里斯非常善于经营自己，克林姆特邀请她与分离主义者一起参加展览，并将她的作品寄往了1900年巴黎世博会和1911年罗马世博会，于是她同时受到了俄罗斯和奥地利的邀请。利希滕斯坦王子在画室旁边给了特里萨一套豪华配置当作她的工作室，作为她十年艺术探索的开场白。1942年，特里萨·里斯永远离开了。令人费解的是，这位为维也纳艺术做出巨大贡献的女性，基本上很少出现经典的艺术史著作中，而像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和埃贡·席勒这样的男性艺术家，到了今天，仍然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的艺术家不仅遭受纳粹将其地的现代艺术打上“堕落”的标签，且像里斯这样的犹太艺术家遭受了直接的迫害。在二战后，维也纳忽视了里斯的成就，就像抹去许多犹太人的杰出贡献那般。类似的悲剧此起彼伏，英国广播公司BBC新闻重点讲述了左翼犹太艺术家弗里德·迪克尔的事，她在《审问（Interrogation）I》等作品中被发现滥用“纳粹”文本，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谋杀；而雕塑家伊尔斯·托沃多斯基-康拉特（Twardowski-Conrat）不得不在1942年自杀前摧毁了她最重要的作品。维也纳许多女艺术家都是犹太人，她们的团体机构和历史记录被消抹，而后来，很少有流亡出走的艺术家能再设法复苏他们的艺术生涯。
恰好，另一个里斯的大理石雕塑矗立在展览的中心：1909年创作的《夏娃（Eve）》——描绘了圣经中的人物蜷缩成胎儿的姿态。正如《记忆工厂》引用的回忆录中，里斯写道，这种脆弱的姿势是受女性生活中很多东西的启发。她写道：“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位女性无法在历史上获得更好的地位，人类历史中的次要角色似乎就足够——但在女性的子宫里，人类开始和结束。”然而，里斯补充说，“自从第一次人类犯罪——夏娃时代以来，这似乎就是女性的命运。”
该展览为人们重新审视为维也纳现代艺术作出贡献的那一群女性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契机，或许并非仅在这座充满历史痕迹的城市，被历史消解的真实故事还有很多。“仅仅是因为性别吗？”琳达·诺克林的观点也许不仅仅是揭露女性被历史遗忘的问题，也关乎更深层的历史、社会、文化等等。像“女性之城：1900至1938年间维也纳的女性艺术家”，值得一阅的展览并不在于全方位地讨论庞大的时代话题，它掀开一角，将观众的视野打开，目的在于引发更多人来思考，而这些过去的作品，讲述的绝非只是过去的历史，以史为镜，方知未来。据悉，本展览将持续至5月19日。
编译/张译之
（图文整合自下美景宫展览相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