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先生于1917年出生于中国广州。贝家是苏州的望族，贝聿铭早年在广州、香港、上海和苏州生活。十七岁的贝聿铭于1935年前往美国留学，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师承格洛比乌斯、布劳耶等现代主义鼻祖。他于1955年创立贝聿铭联合事务所，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建筑创作生涯。他主持设计了政府、大使馆、博物馆、音乐厅、办公楼、酒店、银行、医院、住宅、教堂及城市更新等众多种类的建筑，项目遍及世界各地，其中许多成为了举世闻名的经典建筑。他一生得奖无数，并于1983年取得了普利兹克奖。

虽然贝聿铭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加入美国国籍，但他心系祖国，在中国设计了香山饭店、中国银行和苏州博物馆等。贝先生从苏州走向世界，每当有人问起，他总是自豪地告诉别人：他来自中国苏州。今年4月26日将是贝聿铭先生的百岁寿诞，为此苏州美术馆和苏州市名人馆特别举办《贝聿铭文献展》，以此为这位苏州的儿子祝寿。本次展览分为六大部分：家源、治学、建树、荣誉、祖国和回家。以图片和模型的形式展示了贝聿铭先生的求学经历和一生创作的重要作品，其中大量的草图、影像和文献资料为首次展出。本次展览得到了贝氏家族的协助与支持。

主办单位：苏州美术馆、苏州市名人馆
展览时间：2017年3月26日-5月3日
展览地点：苏州美术馆1-3号厅

贝聿铭：建筑是艺术和历史的融合

我的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那个时候我对建筑并没有什么概念，认为建筑便是工程，没有考虑过设计的问题。我学习物理和数学，对艺术和历史却没有过多的关注。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艺术和历史才是建筑的精髓。第一个让我考虑建筑学的是系主任威廉·埃默森。那个时候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工程，而麻省理工建筑学院和哈佛大学之间有几个联合课程，因此在格罗皮乌斯到来之前，我就对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有了一些了解。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还沉迷于学院派风格，我对于格罗皮乌斯和布劳那加入哈佛大学很感兴趣，于是便决定到哈佛读研究生。

在哈佛的最后一年，我师从格罗皮乌斯，他允许每个学生自由选择课题。我对他说我想做一个和中国有关的设计，因为我认为历史和建筑是有着紧密联系的，他听完后并没有反对我，只是回答说，“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看。”于是我决定设计上海博物馆。当时所有在建的中国建筑都是新古典主义风格。而我却认为，学院派风格的立柱空间并不适合中国的小件器物。由于家里多有收藏，我对中国艺术也略知一二。最后我决定设计一个为中国艺术品量身定做的上海博物馆，这也最终赢得了格罗皮乌斯的认可。一九四六年我在哈佛设计的这个作品，和时隔六十年之后的苏州博物馆不无相似之处。

一九四八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而威廉·齐肯多夫正决定在自己的威奈公司开设建筑部，他让菲利普·约翰逊介绍一些建筑师，我也名列其中，之后我搬到了纽约开始为他工作。我们看了各种地产，我也逐渐了解了房地产业。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停留在理论上，直到基普斯湾项目才真正得以建成。这个项目给了我信心，也让我更加敢于放手设计。那时候的我，十分欣赏密斯·范·德·罗，虽然知之不多，但很有信心，我甚至想要超越密斯。

密斯偏爱的“幕墙”是用玻璃和金属覆盖结构骨架的。而我想如果能把墙面直接变成外立面，这样就可以两步并作为一步了。在基普斯湾项目和后来与齐肯多夫做的低成本住宅里，我都采用了这个方法。

我和齐肯多夫合作了十年，这期间真正建成的作品不多，但我带领团队得到了其他年轻建筑师不可能接触到的经验，比如大型都市设计。基普斯湾之后，我开始感到低成本住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想要做些不一样的作品。第一个机会就是来自丹佛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奥尔·罗伯茨，他请我在博尔德的平顶山上建一个研究中心，我欣然应允。正是这个项目，让我第一次有机会将建筑视为一种艺术形式。

继罗伯茨博士之后，我的下一个重要业主便是杰奎琳·肯尼迪，一九六四年她在众多建筑师中，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我来设计肯尼迪图书馆。这个项目的高曝光率一定程度上也帮我争来了国家美术馆东馆的项目。而后来，正如埃米尔·比亚西尼所说，我生命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则是因为我做的国家美术馆东馆，而最终选择我来负责大卢浮宫的设计。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有眼光的人可以及时地助你一臂之力，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很幸运地遇见了这样一些贵人。

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设计作品，到我最近的项目，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贝聿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