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是我的归宿。我的困境，由它展现，受它启迪，因它消解。
My work has always been my way of expressing my problems and then exorcizing them.
——妮基•圣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1930.10.29-2002.5.21）
初识妮基•圣法勒的作品，在苏黎世中央大街车站，匆忙来往的人群头顶悬着一位憨态可掬的天使，通体湛蓝，衣着绚丽，金色的镂空翅膀通透闪亮，抹去脸部细节的抽象人物以柔软的姿态展现着她的和善忠诚，日复一日地照看着这片中心车站的车水马龙，同来往旅人无声地打着照面。每每路过车站，只是匆匆抬头一瞥，后来得知这是妮基经典的“Nana”系列，而这件作品正好称作“守护天使”(L’Ange Protecteur, 1997)。初识妮基的作品，并不知她的经历，反而会被一种纯粹却又烂漫的质感所打动，它直击人心，让人回想起意大利孟菲斯设计大师埃托所言，城市里的人生活的总是太过匆忙，艺术的设计与创作为的就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做梦”的机会。妮基说，“想象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宫殿…梦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实验室，在其中，可以制造一个孤独的宫殿幻境”。而她凭一己之力造梦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深忱的力量和绝对的反叛，在波普的斑斓色彩中如梦如蕴，却又不经意之间向心脏开上一枪，向着死亡寻找新生。
历时三年的筹备，这篇绚丽的梦境来到中国，2018年11月23日，“妮基•圣法勒——二十世纪传奇女艺术家及她的花园奇境”于北京今日美术馆正式开展。策展团队基于妮基在意大利创作的“塔罗公园”为灵感，依据展览场馆的空间特征，构造了一座缤纷的花园奇境。同时，展览对这位二十世纪最受关注的女艺术家的重要作品也进行了梳理，绘画、雕塑、表演艺术、观念艺术、大型公共艺术及电影实验作品悉数展出。作为艺术家，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她打破禁忌，留给世人丰富又深刻的作品；作为女性，拿起艺术武器，抨击失衡的两性关系，对女性命运不断提问的行动力依旧提供着社会价值；作为一个追逐自由的人，在苦难中倔强重生，从治愈生命创伤到释放精神自由，提醒着我们何为真正的生命力。
“世界以痛吻我，如何报之以歌”
妮基•圣法勒的一生极具魅力，却又万般苦难。不论是作为艺术家、女性还是社会一员，她积极地面对现实，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其的创作生涯、作品风格也与命运难以分割，二者盘桓交织，或者进一步说，是命运之痛造就了妮基之“美”。
1930年10月29日，原名为凯瑟琳•玛丽-艾格尼斯•法•桑法勒（Catherine Marie-Agnes Fal de Saint Phalle）的她出生于法国塞纳河畔纳伊市，母亲是一位演员，父亲是银行家，实为贵族家庭，30年代因家庭遭遇金融风暴破产，便举家搬到美国，她也开始自称妮基。少时不幸，自传《Mon Secret》中透露了妮基的苦痛，11岁遭遇了父亲残忍的性侵和虐待、中学时期因“捣乱”被学校开除、后被劝进行精神治疗…联想起那些绚丽的作品，比照之下令人扼腕。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在孩提时代，我不能认同我的母亲、祖母、姨母，我们家是令人窒息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只有很少的自由，很少的私密...我想要世界，而世界当时属于男人们，我不接受当时我母亲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儿而试图强加给我生命的种种限制。不，我跨越这些界限，来抵达男人们的世界，它在我看来似乎是充满冒险、神秘和刺激的”。可以说，虚假宗教氛围的家庭、父亲的残忍行为是妮基反叛的根源，并深深植入她的一生。后迫于生存，妮基开始做演员模特，因遗传母亲娇好面容，二十多岁在模特之路上走得也算顺利，连续登上Vogue、Life、ELLE等杂志的封面。
幸福感的缺失是妮基年少阶段的基调，19岁那年，未经家人同意，她与诗人、音乐家哈里•马修斯（HarryMathews）私奔并结婚，两年后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后两人在1952年又回到了巴黎。看似圆满，焦虑、病痛、束缚让她逐渐陷入崩溃的边缘，在1953年，她接受了神经疾病治疗，疗养时，医生鼓励她尝试以绘画的方式进行排解。透过艺术妮基逐渐克服己病：“绘画安抚了我内心不安的灵魂，它将我作品中出现的魔鬼一一驯服”。那个时候整个欧洲的艺术氛围蒸蒸日上，尽管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她各处观展，在咖啡馆结识了包含贾科梅蒂、让•杜布菲等艺术家，同时受到克利、马蒂斯、毕加索、波洛克的启发，妮基渐渐淡出演艺事业，专心走向艺术，“成为艺术家并不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曾在精神病院度过短暂的时光，并接受了数十次的电击疗法。在我张开双臂拥抱艺术的时候，我是真的需要它来救我，艺术对我来说是必需品。”
在谈到学院派训练的这个问题时，受邀参加展览开幕座谈的中国著名女艺术家喻红也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尽管Niki没有受到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是她非常自信。她被艺术所激发，找到了存在的价值。她的作品有绘画、雕塑还有公共艺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完全不存在任何技术和语言转换的问题，因为她本身带有非常强烈的能量场，她的作品充满力量，这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不难发现，妮基•圣法勒早期的作品呈现出两种非常显著的对抗性，一边是反复出现的纠结、恐惧，大块面的黑色翻涌不安，白色颜料挥洒成散漫的线条，另一边是鲜艳、丰富的乐观意志，众多色彩跃然纸上，“陶片、鹅卵石、咖啡豆、纽扣、珍珠、钉子、贝壳”等多种现成品入画。这两种对立情绪的交叠显露出妮基早期的焦躁状态，也钩织出她最初的“吸收式”的语言。1960年，因恐落入“相夫教子”的刻板生活，妮基与哈里因分歧彻底分开。这个时候的她，用艺术治愈生命之痛，她渴望“有所作为”以向社会的不公和挑衅宣战。
“没有死者的谋杀”——在射击中自我重生
经过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第二任伴侣瑞士雕塑家尚•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结识和寻觅，妮基的精神状态渐好，艺术变成了她最直接的发泄窗口，最易于拿起的反抗武器。1961年，她举起步枪当作“画笔”，将裹有聚乙烯涂料的袋子外敷石膏钉于木板，射击之后，各种颜料喷涌、流淌，得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品”。联想起少时她所承受的古板保守、禁忌压迫的生活，可以说，妮基•圣法勒正以毁灭式的途径进行抗争。从自白中能读到她此举的初衷，“1960年，我是一个非常愤怒的年轻女人，我对着画开枪，因为射击能够让我发泄那股狂躁的情绪。对于男性，以及他们的力量感到愤怒。我觉得他们剥夺了我的自由空间。我想要征服他们的世界，赚自己的钱…我想要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人，我存在，我作为一个女性的反抗的声音，它至关重要。我已经准备好杀戮了。”这项原起于她的个人发泄的“Shooting Painting（射击艺术）”却引起了艺术圈的强烈反响，一场“没有死者的谋杀”完全地打开了妮基的艺术生涯。
从1961年至1963年间，妮基组织了12次“射击”创作，邀请到了法国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们、观众等一同加入，“射击艺术”成为代表妮基•圣法勒最具爆发力的标志创作，同时，这也现代艺术的观念化转向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她描述“开枪时候，我发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一种狂喜的感觉，那一刻非常真实，对着我的画作开枪，一股激情让我感到震惊”。本次展览上的《射击飞机》（Tir Avion，1961）《大教堂》（Cathedral，1962）两件作品呈现出这种张力——当近距离观察这些被枪击后凸出的凝固伤口，喷溅的暗沉色彩和孔洞沉淀着深不可测的恐慌。对作为宗教符号代表的“教堂”进行直接破坏，她以“渎神”的方式展现压抑与憎恨，她发泄，“上帝，我怀着心里的爱与恨走近圣坛，为什么你让人们愤怒与痛苦? 我恨你，我爱你，我信任你，那里有我不能理解的神秘…请原谅我，我在忏悔，我请求救赎，我将自己丢在你的脚下，我在1961至62年创造了这圣坛和大教堂以此来表达我的激情”。她向自己“开枪”，向不公平的命运开枪。或许这正是宿命的安排，在此之前她陷身苦难未曾得到过信仰的答复，但偏偏从自身开辟了另一种救赎，“我喜欢杀死画面，但又是一种重生，这个战争没有受害者”——此刻，妮基将艺术创作变成了灭亡与复活的现代神龛。
“那些欢乐的生灵，是女性的荣光”
这个拿着枪支作画的愤怒女人其实一直饱含对信仰和生活的热忱，艺术渡她走出阴霾中，她以创造覆盖创伤。1965年，受怀孕好友克拉丽丝（Clarice）的启发，妮基创造了经典的“Les Nanas”系列，这一些欢乐积极、充满律动的女性也将妮基女性的坚韧柔美展现给世人，她的作品走向了广阔的公共艺术，身体里饱含的女性力量也升华到更深广的社会价值。她坦言，“在枪击作品之后，愤怒离开了，但痛苦还在。然后，痛苦也走了，我重新置身于工作室之中，来创作欢乐的生灵，传达女性的光荣。”
“Nana”是法文口语里对女性的称呼，但同时也是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同名书里以“丰腴的肉体征服了整个巴黎”的妓女，书中的描述散发着自然主义的原始喻味，“Nana，这个肉乎乎的姑娘，打着大腿，仿佛母鸡一般咯咯叫着，往四处放射出生命的芬芳，洋溢着女人的无穷魅力，人们被她迷住了”。在她眼中，“Nana代表着快乐、自由和自信的女性”。妮基投身现实，她谴责社会将女性的角色仅仅定义为生育工具、贪婪的母亲、巫婆和妓女等。基于当时女权运动、黑人主权运动的争论，她以没有硝烟的艺术武器进行着倔强的反击，且伺机而动。展厅一楼巨大空间里几件肌肤黝黑的黑人“Nana”，包括《胖女士（黑色）Big Lady Black》《黑人舞者》（Black Dancer），以体量美感占据视线，本次展览策展人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博士介绍时也提到“她与黑人朋友的关系非常不错，朋友们的美也得以展现。”除此之外，在雕塑《三女神喷泉》（Trois Graces fontaine，1999）、《格温德林》（Gwendolyn，1966-1990）、《沐浴的娜娜》（Bathing Beauty，1967-1968）等作品中，“威伦道夫的维纳斯”般的丰满体态以野蛮力量冲破刻板的禁忌，柔软的线条、生动的姿态、乐观的色彩仿佛承载了神秘力量将原始美、女性美一一展现。
将“Nana”的社会价值推向高点的创作要数1966年斯德哥尔摩的个展上的《Hon(她)》。妮基邀请丁格利等人一同创作了巨型的“Nana”空间雕塑装置——内含影厅、天文馆、酒吧、假画博物馆等场所，而入口，正是庞大女性双腿中间的阴道孔洞，事件推出后引发了急剧的关注。尽管这件作品创作于60年代，但不难猜想，放在当下仍旧会“激起千层浪”。在展厅《Hon》的记录影像有这样一段妮基的旁白，“于是我们都成了异教徒，甚至有的人带孩子来观看，她（Hon）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妓女，三个月的时间内，接受了十万观众从洞口进入，她回归了自然、母亲的神性，满足了所有人，给每个看展的人带来了极佳体验”。“另一个角度看，她展现了女艺术家视角中对待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国著名女艺术家姜杰在座谈中聊到这段记录影片给她带来的震撼，“她非常清晰地把这种观点呈现出来，并没有太多语言的修饰。在展览中的一个影像视频里，Niki说创作不仅来自于知识，更多来自于情感，我非常认同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没有情感的因素，她的作品不会那么强烈与震撼。她在20世纪以男性为主的艺术界里，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
作为女性艺术家，仿佛天生就承载了一些在男性主宰世界之中的特殊使命。作品《新娘》（Bride，1965-1992）是“毁灭式”女性形象的代表作品，妮基表示“新娘是人们给予女性的美丽谎言”，由抛光白青铜、钯、镀银等材料制作的新娘身着婚纱、手捧鲜花却毫无喜悦可言，恐惧和呆滞隐藏在“婚纱”表皮的千疮百孔处，在人们设定的谎言里溃烂崩塌。或许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两性平等，每个时代之中女性所承受的社会舆论、身份矛盾、精神压力都无法消解，她所关注的“女性自由”命题在双性失衡的现实之中流转嬗变，而艺术或许正好能够填补这种隐形暴力的话语空缺，妮基•圣法勒追求的从来不是女权至上，而是生而为人，应当平等。
“建造这座奇境，是我的宿命”
如果说《Hon》的点燃了她对通过母体空间承载“幻想式建筑”的野心。而从1974年开始建造的“塔罗公园（Jardin des Tarots）”承载了妮基全部的“乌托邦”式自由精神。妮基回忆说，“1955年我去了巴塞罗那。在美丽的高迪公园中，我遇见了自己的精神之主和宿命。”高迪给她带来了启发，“在那里我浑身战栗。我知道，我注定有一天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欢乐花园，天堂的一角，人与自然的交汇处。二十四年之后，我启程了人生中最大的冒险——塔罗花园。”以22张塔罗牌为灵感，将其认知之中的“女祭司、皇后、皇帝、魔术师、命运之轮、力量、太阳、死亡、恶魔、月亮”悉数造出，此过程邀请了众多的艺术家、好友、当地居民一同合作，运用聚脂纤维、陶瓷、玻璃、镜子及马赛克拼贴出幻妙之境，其本人也在1980年搬入“皇后”之中居住长达7年之久，1998年塔罗花园向公众敞开。她将个人化的反叛和抗争转化成了坚毅却柔软的女性之爱，也从局限小我的斗争里释放。如策展人高鹏所说，“Niki在晚年，完全是从自我解救艺术和社会批判艺术发展走向了公共艺术”。
与其说这是在建造一座供人观赏的花园，不如说是在向世人吐露一种书写命运的方式，阳光折射出马赛克的斑驳光芒，在时间这棵曲折的树梢枝头种下似锦繁花，越过苦难之后绽放满园香气，妮基终于在生命的最后20年将把握自我命运的信仰达至完满，她说，“这座花园交织着困苦、狂爱、热情、痴迷和最重要的——信念。就像所有童话故事里描述的一样，在寻找最终宝藏的路途中，我遇到了龙、巫师、魔术师和节制天使”。展厅之中，蜿蜒的廊桥、闪烁的灯光、夺目的马赛克将观众带入奇境，寻觅间，曲径通幽处，故事等待着他人来寻。
由于长期使用聚酯材料落下了肺部疾病，2002年，妮基•圣法勒去世。其孙女、慈善艺术基金会的负责人Bloum Cardenas曾回忆说，“祖母总是乐观，甚至在过世前还在学习滑翔翼”。这份豁达让我们相信，妮基虽离开人世，到达的定是另一片奇境。在极力促成本次展览上，Bloum也表示，“圣法勒会一直保佑我们，她期待着自己的大型回顾展与中国观众见面”。展线末端，主办方以妮基创作于去世一年前的作品《死亡不存在，生命永恒》（La mort n’existe pas-Life is eternal，2001）作为尾声，向这位伟大的女性艺术家致敬。妮基的一生都在不断与外界抗争，她从苦难中走来，在挣扎中自我救赎，上帝、信仰、爱、精神交织出丰富幻妙的结构图景，这片绚丽的奇境，鼓励着人们去斩除内心的恶龙，拿起坚定的武器，建造自己的生命之树。
文/张译之
（作品及部分现场图主办方提供，相关资料图片版权归于妮基慈善艺术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