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中国现代杰出的美术家周令钊先生100周岁寿辰和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校老教授回信一周年，中央美术学院于8月29日举办展览“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生百岁艺术展”。9月20日，展览系列学术活动“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与中国现代艺术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电教学术报告厅举办。十五位研究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方面的专家以及周令钊的家属周容女士出席研讨会，并从“战争与革命”、“构建国家形象”、“风格与语境”、“实践的文脉”几个方面出发，探讨周令钊在新中国艺术和视觉形象设计中作出的重要贡献。研讨会召集人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周博。
第一场：战争与革命
研讨会第一场聚焦“战争”与“革命”两个关键词，第一场主持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指出，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20世纪美术时不能绕开的主题。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蔡涛的发言题目为《国家的艺术家：政治部三厅与周令钊的早期艺术实践》，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政治部三厅，广泛吸纳绘画、戏剧等方面人才，调动文艺宣传的力量抵抗日军的凌厉攻势，当时19岁的周令钊在此任职，蔡涛认为这段经历形塑了他作为“国家的艺术家”的身份意识以及日后艺术工作的跨媒介特点。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张涛从视觉现代性的角度，分析周令钊在漫画《“皇军”的宣传术》中如何通过摄影和漫画的媒介移位，巧妙地对皇军利用摄影技术规训大众视觉、重塑和扭曲历史记忆的做法进行批判。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的发言题目为《革命起点：周令钊〈五四运动〉的“历史书写》，他将周令钊1951年的油画作品《五四运动》与历史照片进行细致的比对，得出结论——该作品成为五四运动的图像范式，被其他艺术家沿用。此外，五四运动的视觉传统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精确还原。他指出，研究时用图像还原历史仍需谨慎。曾庆龙以周令钊传记作者的身份，从本体、历史、时代三个方面考察了周令钊先生作为资深革命者、新中国国家形象重要设计者、美术教育者和杰出绘画大师的意义。
第二场：建构国家形象
研讨会第二场的关注点从历史语境转向国家视觉形象的构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教授Sarah Teasley将周令钊的作品从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特定环境中抽离，以全球史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指出在历史和意义之外，视觉形象也自有其交流的能力。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发言题目为《国家货币的设计与人民形象的建构》，他通过文献考证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货币、邮票等国家形象设计中所折射出的中共高层对政治敏感细节的关注。李公明指出，人民币研究必须研究人民，周恩来1959年提议将小面额钞票上干部参加劳动的画面改为人民群众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画面，便是从人民的角度考量所做的决定。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赵静以“新风格”定义周令钊的新中国视觉设计。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赵静阐明什么是新中国的新风格，以及周令钊的新风格是如何展现的，她认为“新”代表新时代的新内容，“旧”代表传统的民族的形式，周令钊的新风格表现为传统的民族形式和现实性的主题内容的融合，是国家需要和艺术家创作热情的匹配。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周博认为艺术家在特定空间、时间里的身体感受与视觉经验直接影响着设计作品。中央美院国徽设计小组对国徽设计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天安门”作为核心图形呈现，而小组成员曾参与开国大典前后天安门广场布置的个体经验不无关系。
第三场：风格与语境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唐薇的发言题目为《五彩光华之路》，“五彩光华之路”指的是中国的现代艺术之路，周令钊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建设这条五彩光华之路，为新中国造型，为人民生活的更加美好而创作。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康宁以周令钊的壁画创作《世界各族人民大团结》为切入点。指出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在要求艺术家有深厚的艺术功底之外，还需要准确解读政治的能力。周令钊通过骨架构图的方法，将世界各国按国家关系和地理区域进行归纳分类，通过精心安排布局，传达出中国当时的外交形式和时代背景，使抽象的政治内容视觉化。中央美术学院副研究员葛玉君的发言题目为《另一个创作路向——作为艺术家的周令钊》，他把周令钊的作品置于新中国美术创作的语境中观看，并发现周令钊作品中绘画与视觉设计的互文关系，其绘画清晰的轮廓线与重叠的色彩都具有平面设计中构成性的秩序、节奏和韵律，这种创作方法比学院派绘画多了视觉的直接性，推动了装饰性绘画的发展。
第四场：实践的文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楠选取“画家做设计”这一角度切入周令钊的艺术实践之路。西方语境构筑的设计的发展历程呈现出艺术指导设计的特点，中国的庞薰琹、张光宇、周令钊等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方向并积极实践这一方式。直到以工业设计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时，设计才越来越脱离美术，视觉审美也逐渐趋同。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少波抓住周令钊创作历程中的“家”和“国”这一对概念，从周令钊家乡——在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一百多位将军的湖南平江开始，讲述周令钊创作中的家国情怀。此外，李少波还从视觉形象设计的角度，分析“五角星”这一视觉意向在国旗、国徽、游行队伍等场合中的演变与社会主义国家强调集体意志的环境间的关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郭秋惠结合正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展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设计展”中的相关案例，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形象设计以符合民族特征与大众审美的视觉设计方法，将国家特征和政权特征视觉化的基本准则。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杨简茹的发言题目为《微缩：20世纪80年代深圳“锦绣中华”现象的视觉策略》，周令钊20世纪80年代在深圳参与设计的“锦绣中华”项目，是由中国各地山水名胜的微缩景观组成的大型文化主题公园，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动了全国微缩景观潮，成为一种视觉文化现象。杨简茹指出，微缩景观以点窥面，以模型透视原型，是中华文化的投射，而旅游景观背后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微缩也是为新中国造型的最重要的视觉策略之一，而周令钊先生作为“国家形象设计师”，他的一生同样是一部中国当代设计和艺术的微缩史。
文 | 徐子俊
图 | 宣传部宋曼青、何逸凡
